徐密是个明白人，他知晓，墨家、道家、黄老等学派的观点虽不错，但用在治国上不怎么合适，至少不是最合适的。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的学说听上去便极有煽动力，尤其是对年轻的君主来说，再没有比“开疆拓土”更吸引人的了，既然要开辟疆土，那么自然要“以法治国，富国强兵”。
    在治国主流学术的争夺上，法家有与儒家一争的力气，徐密身为大儒，怎能容许法家思想占据朝廷的主流，甚至被君主更加倚重？这等危险的苗头，当然要打压下去，要让年轻人认识到，平稳持重才是宰相该有的素养！
    裴熙见徐密的态度，猜到这位宰相在想什么，只想叹息——何必将学术之别看得那么重呢，管他法家儒家，好用不就行了么？再说了，你不信我，觉得卫拓持重，但这一位……他瞥了一眼卫拓，见对方还是一副冷冷淡淡，平静非常的模样，只觉牙酸。
    这一位连一旦开战，怎么对付敌人都想好了，你当他骨子里不想打仗？括户一事，卫拓若没琢磨三五年以上，自己这个裴字就倒过来写！
    卫拓察觉到了裴熙的目光，却没说什么。
    他和在座的宰辅们都不一样——无论徐密、张榕、钱明还是江柏，他们位极人臣之后，先考虑得是如何做官，斡旋上下关系，平衡朝堂局势，给自己营造清正的好名声，然后才是为国家做事。所以，他们会选择平稳的道路，抵触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发现新作物，还是修葺运路，这都是明摆着名利双收的好事。至于开战，最好别主动挑起，更不能像裴熙说的那样，钓鱼执法。
    并非不忠心为国，只是顾虑的重点不一样罢了。
    卫拓早年就发下心愿，又承载了长辈们的期许，竭力想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实事。对他来说，高位是做实事的先决条件，否则治一地容易，治天下难。如果可以，他倒希望自己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以铁杆手腕将政策推行下去。奈何他并不是秦氏皇族的人，一旦做了这等事，首先就要面临君权与相权的无尽争夺和拉锯。若非万不得已，他并不想为这种事情花费力气。
    秦琬的心思，卫拓也能猜出来一些，无非是想要括户，但不想推人出来背黑锅罢了。这份心意很难得，他也很感动，就是觉得秦琬还是年轻了些，想当然了一点——括户一事，哪怕起因不是有人跳出来说要括户，但到底是要人主持的。并且这个主持的人必须身居高位，最好是大夏宰相，又在户部任过职，若是现在还任职，那就更妙了。
    身为君主却怀有赤诚之心，这不是坏事，尤其在现在。因为圣人为儿孙留下来的重臣，没有权力欲太重的，公心到底还是大于私心。
    帝王心术固然重要，但臣子也是人，尤其是在中枢混的，没几分头脑手段，压根呆不下去。既想治理好国家，又不想背锅，留下不好的名声，便让臣子做事，再惩戒对方以平息那些利益受损之人的愤怒，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但凡有些脑子的人都能看破。哪怕有一些臣子为了国家，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更多的人却会寒心，明明看到了国家的弊病，却不再指出来，更不愿去改变。
    江柏也不大建议裴熙钓鱼执法的举措，总觉得这样非但有失厚道，而且不磊落堂皇，故他附和道：“朝廷之威，岂是区区世家就敢违逆的？听闻这几年黄河夺淮之事屡屡发生，当务之急，应以治河为要。”
    自汉以来，淮河就时常为黄河所侵，前朝对此事尤为看重，特意召水利能人测算，虽未测算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却发现黄河曾几次改道，但不知为何，一条传言便流传开来，说有朝一日，黄河改道，便有可能夺泗夺淮入海。
    黄河改道可不是什么小事，滔天洪水裹挟泥沙，足以令河道被夷为平地，湖泊和支流更不必说，十条得荒废九条，山川地貌都要为之一变，何况旁的呢？不过这终究是人力难以遏制的事情，江柏提起此事，也不过是想告诉秦琬，没修好东南运路之前，最好不要打仗，粮食和人口的运输都会对财政比较吃力。
    问题是，秦琬想先修江南运河啊！
    她心里虽这样想，却不会在这种场合说出来——在场的六位宰相中，怕也只有卫拓和裴熙会支持她，其余四位宰辅都是不会同意的。
    这也难怪，徐、张、钱、江四人，皆是北人，南北之分一向是很鲜明的，对这几位北人出生的宰相来说，北地若能得到好处，那是万万不能让给江南的。穆淼想修江南运河，那是因为他做了扬州总管，想在这个位置上做出点成绩来，好不负圣人的厚望，若他做了洛州刺史，你看他是支持修江南运河还是东南运路？
    想从四位宰相中找到突破口也不是不可以，钱明直接忽略，徐密难以说动，张榕不会轻易改弦易辙，本来吧，江柏是个好的人选，问题是他在西域待得太久了！
    西域是什么样的地方？缺水，风沙大。
    在那里，一口水就是一条命，一方湖泊旁就能建起一个聚落甚至一个城郭，强大而富庶的国家方能占据一条河，就在河边建立国都。
    缺水缺到这等地步，洗澡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哪怕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家中成员一生也只洗两到三次澡——出生和死亡的时候用水擦拭身子，再富裕一点，成亲的时候可以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