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同样回忆不起第一次见到向诗是在几岁，只是碰巧住在同一栋楼，不知不觉就开始一块儿玩了。
    他住五楼，自己家在七楼。小学是同班同学，初中一个学校，进了高中分开，然后付晶就搬家了。
    上学放学自然是结伴而行的。小学等着他上楼来敲门，初中在自行车棚里面对面地打哈欠，高中向诗念的是寄宿制学校，被迫变成一个人以后他还特别不习惯。
    付晶是很喜欢和向诗在一起的。但他说不清这种喜欢最初诞生的契机是什么，可能是由于向诗的言行举止比较像大人。
    他的妈妈骆娴，跟向诗的妈妈白茹关系很要好，家长们闲聊时往往以分享自家孩子幼年的糗事为乐——反正难堪的不是他们自己。
    他本人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骆娴最津津乐道的几个段子，不外乎于：
    去向诗家玩，一到要接他回家，付晶都会哇哇大哭，赖着死活不肯走，嘴巴里说着“不要不要”，弄得两家大人十分尴尬。
    小时候付晶觉得向诗的爸爸很可怕，有次待得时间晚了，碰到向爸爸下班回家，一听到开门声，他就躲到桌子底下去不出来了，非要向诗哄着他，他才肯勉为其难地露出个脑袋。
    同一个小区里的小朋友会互相交换玩具，如果向诗换了别人的没换他的，付晶会生气。
    虽然对于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他始终保持怀疑态度，不过两个人性格合拍这一点倒是真的。
    向诗属于那种，即使不了解你喜欢的东西，可只要你愿意讲，他就会认真倾听的类型。所以付晶什么事都爱告诉他——也许其他人不一定能理解，但向诗肯定能，况且他还那么聪明。
    ·
    人生的第一个低谷降临在青春期：付晶变声了。
    校园里的评价体系是非常单一的，成绩好即是一切的权威；而他对于学习的兴致向来不怎么高，得过且过罢了。
    只是每次搞合唱比赛、文艺汇演，付晶总是会莫名其妙地被老师挑走，要么是当主持人，要么是站在最前排的中央伸着脖子唱歌。
    所有人对他的第一描述，都离不开“声音好听”；有时候在家里接电话，还会被父母的朋友隔着听筒夸奖。
    他自己不明白其中缘由，可隐约察觉到同学和老师会因此对他刮目相看，走在学校里也经常被不认识的人搭话，说在台上见过他。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明明未曾做出过任何特殊的努力，全世界却在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你跟别人不一样。
    对付晶来说，这是他在学校里确立自我价值的重要纽带。而这根纽带，在十四岁那年残酷地断裂了。
    有人在他的声带上打了个死结。
    那种感觉，类似在喉管里倒进了锋利的玻璃碴，又似扬起一把蓬松柔软的鹅毛，羽毛尖儿蹭到他喉咙口最脆弱敏感的部位，不知疲倦地飘来拂去。
    高音是发不出的，假声更加不行，只要一唱歌，不是走调就是挤出一连串令人发笑的古怪音色，令人联想起坏掉的收音机，或是漏了气的风箱。
    付晶原本是个很喜欢说话的人，自那以后性情大变，别提讲话了，连出声都不乐意，害怕周围人会取笑他，一如当年赞美他那样。
    一顶短暂加冕的皇冠，到了时限就会被无情地摘除。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付晶感到自己纯净水般简单的生活里被混入了水银：他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失去的沉重。
    他的性格变得有些古怪，喜欢听小众的音乐，热衷于在自我标榜的特立独行里搭建起自尊，似乎这样就能找回那顶遗落的皇冠——因为耳机里的那些人，绵长地延续着他一度破裂的美梦。
    初中生里喜欢听地下乐队的人极其稀少，难得碰到有相同爱好的，自然而然就相互认识了。
    那应该是一个周五，高年级的几名学长说晚上要结伴去泰坦女王看演出，问付晶去不去。他立刻答应了，仿佛举起了摆在洗手台上的第一把剃须刀。还为此特地找去了隔壁班，想要邀请向诗。
    付晶知道他的座位，课间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摸进去，倒数第二排：他在给别人讲题。
    尚未走到近前，眼尖的同学就用手肘挤了挤那个人，拼命使眼色。
    向诗既不问来人是谁，亦不回头去看，只是迅速地将笔和本子收拾好，又拍了拍衣服上的橡皮屑。
    两人默契地转移到了走廊上。
    松市是座沿海的小城市，他们的学校同样小得一望即知，而两人当时所处的世界，比这所学校更小。
    付晶盯着窗外静止画一般的景色，压低音量喊了声：“向诗。”
    他始终难以习惯现在这副生锈的音色，刚开口说话时非常小声，如同瑟瑟发抖的雏鸟。
    “不行。”
    “我什么都没说？”
    “你在学校里找我一般没好事。”——比如抄作业。
    向诗用余光若无其事地扫他一眼，付晶便被堵得哑口无言。
    “哎呀，你听我说。”
    他着急地绕到了向诗的正面，开始解释起找他的原委，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就恢复了正常的音量。
    “就在梅子海岸附近。不远的。”
    “我不去，但我可以帮你跟骆阿姨编借口。”
    向诗的眼睛没有笑，唇角却分明弯了起来，“就说我们俩放学一起去踢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