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开宝新政”的主要思想，就一点，偃武修文，与民生养休息，所有的政令，其目的就指向一点，与民利惠。
    在减轻民众负担的问题上，是朝野内外上下的共识，毕竟没有灭国统一的压力在那里，军事上在几年前重创辽国也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有充足的余地来进行调整，给百姓们降降压。
    而在具体的施行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减轻徭役，降低税收。经过群臣反复的商讨，再加刘承祐与宰臣们认真考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是最直接的，将丁身钱从原本每年每丁百钱，减到四十钱，并且，将成丁年龄，由二十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不管是此前的租庸调制，还是大汉沿袭的两税法，原本都是没有丁身钱这个说法的，只是，在南方诸国，都有类似的税收，或收钱，或收粮，或纳绢布。于是国初之时，为了缓解财政艰难，三司使王章那个“吸血鬼”，也跟着制定了一个“丁身法”。
    最初的规定，每年每丁缴纳两百钱，且以十六岁成丁，就这种苛政，早期的大汉朝廷的岂能得人心？王章岂能不被骂？并且，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丁钱，没能进入国库，而落入了地方节度的口袋，成了他们名正言顺敛财的手段，反正锅可以甩给朝廷。
    那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不编着名目搞钱，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哪怕在刘皇帝掌控军政，开始进行乾祐改革后，也只取消了那些过于荒唐的杂税，而没有动丁身钱。
    直到后来，却孟蜀，平河中，大汉局势趋于安稳，开始苦修内力，准备攻取淮南之后，刘皇帝才把丁钱给改得“合理些”，每年每丁降为一百五十钱，成丁年龄提高为十八岁。
    虽然仍旧很重，但总归有了进步，对于那些黔首而言，也是种减负解压。后来，随着朝廷局面日渐好转，取淮南，收秦凤，定荆湖，刘承祐再度与民以利，于乾祐九年出巡还朝后，把丁身钱降低到百文，年龄提高到二十岁，一直到如今，而大汉的百姓们已经在赞扬皇帝仁慈了。
    如今，再在丁税上减负，绝对会民情大悦，高赞圣君了，而新成长的平民百姓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本他们是不用缴纳这丁身钱的。
    而仅此一项，按照户部与度支的测算，朝廷每年在丁税上就要损失上百万贯。而这道政令，对于江浙闽的百姓来讲，是最为友好的，以吴越为例，他们每年每丁是要交三百五十钱的，如今一下子被降到四十钱，对大汉朝廷的好感与认可岂能不暴涨？
    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为周期，制定一个商贾购粮的最低价格。
    总之，此次的开宝新政，主要目的，就是减轻黎民的负担。大汉的农民，可以说获得了自开国以来最好的优待。当然，他们也值得，毕竟在过去的十五、六年，就是靠着对他们的剥削方才有实力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
    第26章 新政与人事
    当然，开宝年的新政，并不止于农事、民政，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还着重提到了几条。
    其一，吏治。除了继续明确反贪、反腐之外，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也加以明确。
    继续清减冗官，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以县政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等亲民官外，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该合并合并，该裁撤裁撤。同时规定，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中县75人，大县100人，望县150人。
    大汉各县分级，还是按照人口划分，两千户以下为小，两千户以上为中，五千户以上为大，万户以上为望。当然，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选才方面，继续完善科制度，增加实用科目，扩大录取范围，控制录取名额，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同时，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
    另一方面，继续拓展观政制度，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同时，新的俸禄制度，也正式颁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毕竟在乾祐时代，刘皇帝并不算“优待”官员，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虽然属于少数，但也能地窥其一貌。
    其二，则为河务。既为防备水患，也为疏通漕运，不管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漕运之通达，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议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
    不只是针对中原、东南，河北地区也一样，甚至于，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请求重凿砥柱、三门。当然，在河务方面，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不急不躁，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除了开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除了加固堤坝之外，就是继续推行植树，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
    其三，则是军事了。对于大汉的军制，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内外相制，更戍法也实行多年，算是稳固了，因而只是微调。
    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对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另外，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禁军、及边军主要是汰换，将老弱退役，地方则裁减，当然，岭南、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卫的军士，则提升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禁军职位，倒没有进行大调整，向训、高怀德、韩通仍管着侍卫、殿前、巡检三衙门，不过杨业调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都虞侯。
    在这个基础上，刘皇帝再度从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选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员，分赴诸道州，作为朝廷的劝政使，指导宣扬开宝新政，当然也承担一部分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于当下大汉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到了最后的落实阶段。对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如何重新划分，也已经酝酿多时。
    第27章 大汉二十三道
    崇政殿内，巨大的皇汉舆图就高悬于殿侧，南方各州的籍簿图册运输入京后，开封有司，对其分门别类，快速消化。而一份关于当下大汉所辖全图，也应运而生，由薛居正挑选三十名各类专业人才，前后耗时三个月，方才绘制而成。
    而崇政殿中的这份舆图，则是最为详细一张，山川河流，湖泊平原，州城县邑，都标记其上。虽然难以踏遍大汉每一寸土地，但他至少可以通过舆图，这最直观的方式来了解他大汉疆域，尽情地欣赏自己打下的江山。
    当然，这并不只一张图，配合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各州县的地理、风俗、民情等情况的介绍，可谓一本全国通志，若非是要整理这些信息，也不至于用那么多人，花费那么长时间。
    此时的刘皇帝，再度欣赏着大汉的疆域，要说广阔，那时必然的，北及阴山，东起东海，南至琼州，西涉流沙，唯一可惜的，是东边缺一头，西面少一尾，再加一些边边角角，想要达到完美，则还需时间。
    不过，目光扫过大汉的道州，刘皇帝的目光中，还是不禁流露出几分欣慰的意味。现如今的大汉，经过重新区划，共分为二十三道，分别为京畿道、京西道、河南道、河北道、燕山道、河东道、山阳道、关内道、陇右道、河西道、山南道、剑南道、川东道、湖北道、湖南道、淮西道、淮东道、江南道、江西道、两浙道、福建道、广南东道、广南西道。
    比起此前，又有不小的调整，淮北道被废除了，一部分并入淮东，一部分并入京畿道，新设的河南道则囊括的原淮北道大部，以及一部分河北东道。河北一改此前的东西分道，改为以拒马河、白沟为界，北为燕山道，南为河北道，原怀、卫、澶州并京畿道。
    畿南道更为京西道，安、复二州划归湖北道。原来荆湖道拆分为湖北、湖南两道，以洞庭一线为界，湖北道以江陵府为治所，东面把鄂州纳入，南面则包括岳州、朗州等原属于湖南的州县。
    岭南分为东西两道，闽国旧地为福建道，南唐故地为江南、江西两道，池、歙二州以东为属江南道，以西为江西道。吴越辖地为两浙道，不过福州自然划归福建了，苏州也划给江南道。
    淮西、淮东的变动，则不大，只是有个别州县的调整。至于山阳、河东，山南、剑南、川东，则基本按照此前的分布，也无大的变动。
    陇右道，则东起凤翔，西达兰、鄯地区，基本把王景拓地的成果都囊括于其中，属于拓展稳定期。关内道，则囊过陕州以西的大片土地，包括定南军所处的夏绥诸州及党项分布的区域，都暂时归于关内道。
    河西道则以凉州、灵州为中心，实际掌控的区域还不算大，但在刘皇帝的心目中，包括还在回鹘手里的甘、肃二州以及那些草场、沙漠、绿洲，都该是大汉的领土。
    不过，刘皇帝此时的目光，却落在关内道上，刘皇帝觉得，有些太大了，从长安到最北端与山阳道接壤处，直线距离得有八九百里，以道治而言，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管理与统治。
    当然，这也只是暂行办法，延州以北，定难军控制的州县以及党项人活动的区域，此时就如甘肃的回鹘一般，让刘皇帝越来越觉得扎眼了。
    虽然刘承祐在接下来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对国内的调整与梳理上，但是对于西北地区的进取目标与计划是不会变的。来自后世的经验，告诉刘皇帝，西北不平，天下难安。
    哪怕这些年，定难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一方面有朝廷的外部压力，一方面内部斗争越发激烈，李克睿虽然还牢牢地控制着夏州和宥州，但绥州与银州是彻底脱离其掌控了。
    要说此时的定难军，哪怕全部加起来，能动员起一万人的军队就不错了，而况于其处于分裂的状态。再加有大汉边军在侧，又有卢多逊在东奔西走，不断地分化、收买党项部族，可以说，眼下的定难军势力，不堪一击。
    随着汉辽的第二次和议，李光睿则彻底老实了，不敢再在明面上有什么异动。有趣的是，前两年，李光睿还不断的上表朝廷，希望能放还李彝殷，但随着屁股逐渐坐稳，也就不提这事了，只在逢年过节，入贡东京时给李彝殷带上一声问候与一份礼物。
    而夏国公李彝殷，被留在开封已经满四年了，朝廷并没有亏待他，一应吃穿用度，都按规格配置，只是自由得到了极大限制，到后面，则干脆是幽禁了。明面上有甲士，背后有眼线，暗中还有特务。
    在这样的拘束而压抑的生活中，年老的李彝殷精神、身体都日渐衰弱，如此，就更不好远行回西北了。前番，得知李彝殷病了，为表关心，还特意派御医去给他诊治。
    前不久，李彝殷上表，说自己已经疾病缠身，命不久矣，希望能葬在故土。刘皇帝也同意了，答应他还葬故土，嗯，死了之后。
    哪怕御医几度向刘皇帝禀报，李彝殷确实有病，寿命不久，但刘皇帝的疑心，让他不会有丝毫的疏忽。以目前的形势，定难军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随时可以拿下，不愿出什么意外。
    李彝殷想以还葬故土来打动自己，仁慈的刘皇帝不会那么无情，等他死，会通知李光睿来扶棺……
    定南军虽然不足为虑，但党项人却不得不重视，或许心里不愿意承认，但现实就是，夏绥地区，已经是党项人的地盘，他们在那里游牧、狩猎、垦殖，已经太久，久到血土相连。
    就像此前卢多逊给他的进言一般，定难军与党项人要分开看待。按照刘皇帝的心思，自然不会允许党项人还像以往那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汉的国土之内，编户、纳税都得推行下去，同时刘皇帝心里也有b数，党项人终究不是西南的蛮人，做得过火，绝对会引起激变，如何操作，还得好生思量。
    或许，改再把卢多逊召回来议一议？刘皇帝这么想到，有几次西行经验，并在西北任职多年，卢多逊已然成长为大汉在西北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了。
    “陛下！”背后显得小心的脚步停下，刘皇帝听到了吕胤的呼唤声。
    刘皇帝没有回头，而是指着大汉舆图，兴致勃勃地问他：“吕卿，你不觉得，大汉的版图不够完美吗？”
    第28章 封疆大吏
    “何事？”收起了他踌躇满志的感慨，刘承祐转过身，注意着吕胤手中捧着的几封奏章，问道。
    吕胤正色答道：“回陛下，关于诸道行政长官的调整，广政殿已然议出，还请陛下批复！”
    “哦？”刘承祐顿时变得认真起来，这可是大事，当即伸手道：“朕看看！”
    闻言，吕胤当即将最面上的一封奏章呈上，刘皇帝顺势坐在舆图前，翻开仔细地审阅起来。布政使，在当下的大汉官制，毫无疑问是地方道州最主要的行政长官，并且在十多年的实践之中，已经成为定制，为官僚所接受，纳入大汉的典制之中。
    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那些局势安定、已经形成稳固统治的道治，方才单设布政使。一直以来，考虑到各地民情、的不同，边地的形势，又或者特殊差遣，刘皇帝也有些灵活的置官。
    在这种情况下，巡抚使、安抚使、巡检使、巡阅使这样的官职也就应运而生了。巡抚使这个职位毫无疑问，属于刘皇帝的“原创”了，最开始出现在大汉，还是乾祐五年的时候，当时范质以河东巡抚的名义，北上清察刑狱，后来直接主导河东改制，将之彻底纳入朝廷的统治。
    后来，李涛罢相，为宽慰老臣，为安抚收复不久的荆湖，也为表示对荆湖的重视，特地以其为荆湖巡抚，南下潭州，这在监察职能之外，已经带有些行政属性了。
    再其后，川蜀平定，赵普先以权成都府事主管蜀中州县之政，后又为西南巡抚使，配合川蜀三道布政使，布政安民，治权虽然仍在布政使手中，但巡抚的影响力已经提升了。
    一直到如今，李涛巡抚两广，范质巡抚两江，昝居润巡抚闽浙，已经是全面负责新取之地的行政。当然，不管在刘皇帝这里，还是在汉典制，巡抚使仍旧是临时差遣。
    再加上仍旧巡抚川蜀的赵普，如今的大汉，是有“四大巡抚”的，其中，自然以赵普最受瞩目，他最为精明强干，也最为年轻的，至今也才四十出头，可见刘皇帝的宠信。
    安抚使有两个，韩熙载的东南安抚使，雍王刘承勋的幽冀安抚使，前文提过，韩熙载主要是去改革的，刘承勋则是代表皇室坐镇河北，象征意义更重。
    巡检使这样的官职，出现的次数可谓频繁了，从开国时起，设了不知道多少，一般都是为弹压地方、维护治安抑或平定叛乱而设，大至一道巡检，中则数州巡检，小则一州乃一县，开封还有京城巡检使。
    早年，有代国公折从阮作为西北六州巡检使，领军西赴，负责平定野鸡、杀牛等西北杂虏的叛乱，乱平之后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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