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望舒已经了解到，陈六芽在西北农村，可是农场的妇女主任，也是肩挑半边天的人，任谁不说一句佩服。
    她当然得解释明白，便和大家提起自己文章刊登《人民日报》的事，大家恍然，气氛一下子轻松了。
    接着大家谈天说地的，说起自己的经历，一个宿舍五个女同学，年纪和经历不同，自然性格也不同，不过除了一些别的心思，大家都是拼命苦读才获得这个学习机会的，一个个目标直接而简单，苦学，进步，改变命运，报效国家。
    苏方红更是发誓：我这四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想看电影，也不想逛公园，我对象也不谈，一定要把以前缺了的学习时间补回来!
    林望舒很快对舍友有了大概的一个印象，胡杨，同为北京胡同人，个性爽朗说话逗趣，和自己还算性格相投，有共同语言，能当朋友;
    苏方红是内蒙知青，自己是云南知青，有类似的经历，说起过往自然有共鸣，而且苏方红没别的心思，踏实爱学，也能当朋友;
    陈六芽年纪大了，有一些政治野心，但是性子稳重，而且她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带着孩子读书还能上北大，能力卓绝毅力出众，也许不能当朋友，但值得敬佩，也能处好关系。
    至于冒箐箐，这个小姑娘就有些特别了，她二十一岁，长得好看，家庭条件听着一般，父亲早没了，母亲在廊坊当临时工，但是她穿戴却很时髦讲究。
    今天开会时候，她戴着一顶人造皮的白帽子，在周围戴着围巾的女学生中格外惹眼。
    林望舒躺在床上，和大家说话，说着说着，苏方红突然叹了一声：我刚进门时候，看到望舒和她爱人，吓了一跳，以为走错了地儿。
    她这一说，大家都好奇起来，问怎么回事。
    苏方红便开始用她理科生的形容词，夸张地形容了望舒爱人是如何如何相貌出众，如何如何让她惊叹。
    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我走进电影里了。
    大家一下子好奇起来，旁边冒箐箐突然道：我记起来了，当时我进宿舍，你们可能正好出去，我和你们擦肩而过，你爱人确实和你很般配，穿戴特别洋气，长得也好看!
    林望舒想了想，委婉地道：我爱人外形确实比较出色，衣着也比较讲究，不过那是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是一名翻译，经常需要在对外场合做现场口译。
    她这一说，大家越发好奇起来，林望舒只好大概讲了讲。
    本来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胡杨却道：不过你爱人挺有路子的吧，那个时候竟然能上外国语学院，这个我们一般人可摸不着路子。
    这话题就有些敏感了，毕竟接下来两年，在前面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离校退出北大舞台前，校园里两种风流人物的对抗将会一直持续。
    陆殿卿并不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他在那个特殊年代能上大学，还是有一些家庭原因的。
    林望舒只好含糊地道：他主要是从小就外语好，硬条件在这里，反正也赶上机会好吧。
    好在这之后，大家便开始讨论起别的话题，讲起来系里的老师，以及即将开始的建校劳动，没人再提这个了。
    第二天，便是大礼堂的迎新会了，虽然已经进入了1978年，但是依然是1977年迎新会。他们这一届算是1977的，不过预计毕业时间是1982年，会和1978年的新生一起毕业。
    迎新会上，各专业都在，领导致辞，大学校长致辞，底下年轻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会后，班里迅速开展了一个会议，开始竞选班长和学习委员，班里那位二十八岁的男同学当了班长，陈六芽以自己昔年妇女主任的经历胜出，当选了生活委员，林望舒这个临时代班长迅速退位。
    不过最后，系老师却把一个体育委员的位置安排给了林望舒。
    林望舒倒是没反对，体育委员就体育委员，这是闲职，也就上体育课带着大家喊喊口号，这活她能干。
    开完班会，就开始建校劳动了，他们系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去修整五四操场。
    大家陆续被分配到了铁锹和土篮子，按照之前分好的组，各自分配了任务，于是男生扛着铁锨，女生拎着土篮子准备干活。
    学校用拖拉机拉来了红土，大家用那个红土修整添补。
    北京的正月还很冷，塞外的风还在刮着，风一吹，大家嘴里眼睛里都是土，有人舍得，用围巾围着脸，有人不舍得，硬挨着。
    大喇叭里这时候发出带着杂音的号角声，还有人大声喊着红军不怕长征苦之类的口号。
    这活儿实在不好干，不过系里应届生并不多，大多都是上山下乡历练过的，工厂工人，知青，烧锅炉的，挖煤的，比比皆是，大家干这个活不至于叫苦。
    只是干着干着难免叹息：我从煤矿里爬出来，以为来读书了，谁知道还是干农活!
    大家听着，全都笑起来：也就一周，熬完了就好了!这可是咱们的校园!
    这么一想，干劲儿也就足了。
    不过干完活后，虽没正式上课，但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过去北大图书馆了。
    在之后的一些年份，一塌糊涂这个带着遗世独立潦倒气息的成语，是北大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