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案子之所以难破， 主要原因是报案晚了。爹妈是开早餐店的，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干活， 店面是前店后住家， 孩子就放在后面的婴儿床里， 店里还有两个小工，如果孩子哭闹了， 谁有空谁去看一眼。但事发那天，孩子出奇的老实， 没哭没闹， 就没人想起来进里屋去看一眼。等到九点忙到能歇口气了， 当妈的进屋给孩子喂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婴儿床上还留了张字条， 写着“不想孩子出事， 别报警”。
    老实巴交的父母被字条上的警告吓着了， 还真就没报警。到中午十二点半，有通电话打到爸爸的手机上，索要三十万赎金，具体交付地点，需等对方确认这夫妻俩的确没报警再给。这通电话令夫妻俩备受煎熬，又想报警，又怕孩子找不回来。左右为难之中，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天晚上九点，绑匪又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买一张去往合肥的火车票，随身带上三十万现金，上了火车等电话，让从哪往出扔钱，就从哪往出扔。
    当爹的忙说手头没那么多现金，得给自己留时间筹钱。哪知对方冷冷一笑，说，我知道你中彩/票了，奖金有四十多万，交完税绝对够三十万。一听这个，当爹的宛如醍醐灌顶，心想这绝对是自己认识的人干的，不然外人谁能知道他中奖了？当机立断，挂上绑匪的电话就报了警。
    此时距离寻找失踪儿童的黄金二十四小时已过了许久，且现场已经被破坏，警方在取证和人员摸排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事主按绑匪说的办，买车票上车，再沿途安排警力设置追踪点。然而火车刚过省界，绑匪给当爹的发了条信息，让他在下一站下车，再买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
    这一下就打乱了警方的布局，布控是按着去合肥的路线布的，临时抽调警力再往去杭州的线上布，根本来不及。彼时跟在事主身边的是陈飞和付立新，得到消息，陈飞让事主下车后告诉对方，今天没有往杭州去的票了，看明天的行不行，拖延时间好调配警力布控。
    谁承想那边居然没中计，告诉事主下了车打一黑车奔杭州。陈飞和付立新当即作出判断——绑匪准备让事主在高速上“抛货”，下车后立刻征用了一辆在火车站趴活的黑车，假扮司机载着事主上了路。
    他们这一路紧赶慢赶，绑匪也没闲着，一会给事主发一条消息问到哪了。为了给警方争取时间，陈飞没让事主按实际情况说，每次报地名都报至少半小时前经过的休息区。这样一来，绑匪在计算他们的路程时会有至少半小时的路程差，只要对方报出来“抛货”地点，来得及调派警力。
    这次绑匪终于上套了，告知事主，过白家河收费站后十五公里处靠边停车，把钱往高速路外扔。付立新立刻通知指挥部调取相关路段的情况，发现那是一处桥梁区，路基距离河面有二十多米的高度，且周边没有车道，只能是人过去守着，车过不去。不过警方的车过不去，绑匪的自然也过不去，到时候就比谁腿长了。
    到了指定的位置，事主把钱扔进了干枯的河道里。河道周围布控了二十人严阵以待，就等绑匪露头。结果从日出等到日落，那个装有三十万现金的旅行包始终无人光顾。绑匪那边也没动静了，给事主急得是坐立不安，每隔两三分钟就得问陈飞和付立新他们一句“我家宝宝找回来了没啊？”。
    然而警方溜溜守了一天一夜，绑匪都没来拿赎金，也再无丁点消息。正当陈飞他们倍感焦头烂额之时，付立新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消息，说他老婆打电话找不着他，只好去找领导了。付立新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这会才发现老婆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接。把电话给老婆回过去，就听那边撕心裂肺的——“你死哪去了？！咱儿子丢了！”。
    紧跟着上面决定把重案组整个撤出来帮他找孩子，婴儿失踪案由省厅刑侦总队派来的人接手。五天后，付嘉逸的尸体从入海口打捞了上来。毫无疑问的，付立新倍受打击，整整一年都没人在单位里见过他。等他再次出现在工位旁，同事们惊讶的发现，年仅四十出头的人已是满头花白。而那个失踪的婴儿也宛如石沉大海，再没有了消息，几经转手，装了满满一箱的卷宗最终到了悬案组的档案架上。
    卷宗上记录，警方把丢孩子的夫妻能想到的，知道中奖的人翻来覆去的摸了好多遍，没人有作案嫌疑。而他们想不到的，比如彩/票店老板，老板的朋友，以及彩/票店的熟客也都摸了个遍。根据当时现场的判断，孩子是绑匪从卧室的窗户被偷走的。店面位于一楼，窗外的防盗网螺丝被卸了，推拉门式的窗户完全可以让成年人自由进出。
    而由于早餐店开业的时间非常早，警方推测孩子是在开业不久后就被偷走的，在案发时周围没有行人路过，自然也没有目击者。路边监控倒是拍到了几辆在那个时间点经过的车辆，逐一摸排，然而司机都没有嫌疑。
    纸条是手写的，追踪不到打印机数据，指纹也刷不出来。结合其频繁变换交钱地点的做法，当时警方判断这个绑匪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且胆大心细，很可能有前科，于是海量摸排了全市范围内的前科人员，同样没找到有作案时间的人。总而言之，能查的都已经查了，不能查的想办法也查了，就是锁不定这个偷孩子的人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