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岳钦讲着讲着就睡着了。
    身为听睡前故事的人，杨涯却很精神，他用自己的掌心描摹着岳钦双手的轮廓，在确认岳钦真的睡着了以后，又偷偷地亲了一下他的鼻梁。
    因为他们之间隔着两层护栏，在他做这个动作时，感觉像是在亲吻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人。
    杨涯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其实照理来说，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个人，应该是他才对。
    杨涯小时候被认为是感情缺失。
    他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旧巷，那里的环境虽然差，好歹也曾经有过一个厂区，化工基地搬走前不止留下了一片连成串的职工公寓，还留下了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
    虽然都是公立的学校，却也因位置远离市中心而逐渐被遗忘。原厂区这一片，后来被市里的人们叫做是贫民窟，学校仅能勉强维持运作，给教职工开出的薪水很低，除了对学校有感情的，稍微优秀一点的老师都跳槽去其他学校了，无论小学还是幼儿园的老师都不多，学生却是只多不少。
    杨涯上幼儿园的时候，学校里就只剩下两个老师了。
    一个是六十多岁，没什么耐心的大妈，另一个则是大学刚毕业，来挑战自己，积累经验的。那时班上有六十多个小孩，两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所以她们忙的时候都在照顾那些哭鼻子的孩子，闲下来以后也只和自己喜欢的小孩玩。
    爱哭的孩子惹人怜爱，爱笑的孩子讨人喜欢，而杨涯既不会哭也不会笑，在班上最没存在感。
    只有在东西足够分给班上的每一个孩子时，老师们才会想起班里还有这么一号人。
    而小朋友们看他身上永远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也都不爱跟他一起玩，所以杨涯就像个幽灵一样，一直游离于集体之外。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也纠集起了一帮小团伙。
    明明都是些还会偶尔尿床的小屁孩，却把社会青年那套学得有模有样，排除异己，霸凌同学，而杨涯作为班上唯一公认的怪胎，自然是首当其冲，成了幼儿园小团伙的主要欺负对象。
    他们会把他的午餐扔到地上，一人一脚踩个稀巴烂，如果是包子的话，就把皮掰开，把馅会丢进茅坑里，然后把他踹过去，强迫他趴下去，把馅一点点地捡出来吃掉。
    这就导致了杨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包子就会生理性地反胃，哪怕是在家里，他也只肯吃包子皮，因为他总觉得包子馅是臭的，上面沾满了茅坑里的水。
    杨峥沢和宋素白从不过问他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却会因为他挑食而对他又打又骂。
    杨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即使他的耳朵还被宋素白拧着，还是会面无表情地把包子馅儿丢进痰盂子里。
    宋素白见骂他他不听，就会哭着吵闹着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沙发里打滚，说她真是倒了血霉，嫁了一个一无是处，只知吃喝嫖赌的老公不说，还生了这么一个感情淡薄的儿子，自己说他什么都不听，活像个神经病。
    宋素白发疯的时候，杨峥沢也会跟着疯，带着一身的酒气，骂骂咧咧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时会猝不及防地把杨涯从地上抓起来，掐着他的脖子使劲往茶几上撞，说什么一定要弄死他这个在家里白吃白喝的废物，然后宋素白又会扑过来和他打架，两个人在沙发和茶几之间扭打在一起，杨涯被他们夹在中间，总是被无故波及，却也不想躲。
    那时的杨涯就对“神经病”这个词有了深刻的见解。
    他是神经病，他们全家都是神经病。
    而他的神经病完完全全是被父母逼出来的，杨涯从能懂事起就没再哭过了，感情像他的表情一样，匮乏得像只不懂思考的木偶。
    他不会笑，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值得他去高兴的事，也不会哭，因为知道哭没什么用。
    杨峥沢和宋素白从未给过他一个孩子应得的亲情，于他们而言，杨涯只是个糟糕的意外，一个被迫接受的麻烦。每次夫妻两人打架，无论原因是否和杨涯有关，双方都会在事前挑剔他的毛病，事后又拿他来出气。
    杨涯有时候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成为父母或他人的附属品，接受来自他们恶意或者怒意的宣泄，他不知该怀着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样的生活，只能麻木地接受，像一条被人用铁链拴着，关在笼子里的狗。
    在杨涯的记忆中，确实有一条这样的狗。
    也不知是哪户人家养的，小狗从小脖子上就挂着成年人手腕粗的链子，住在堆满了木柴的大笼子里，被人放在旧巷的巷口。
    它的主人应该从来没有把它放出过笼子，没给它洗过澡，甚至没给它打扫过卫生，尽管小狗会躲到木柴后头去上厕所，到了夏天，笼子附近还是臭气熏天的，它的身上也脏兮兮的，明明是一只小黄狗，却因常年不洗澡而发灰发黑，毛发全都是一缕一缕地粘着。
    杨涯没听小狗叫过，也没见它朝人摇过尾巴。他想小狗应该是很怕人的，或许没人摸过它的头，却有人打过它的脑袋，因为他曾经远远地看到小狗的头顶秃了一撮，结着血痂，没人的时候它会蹲守着自己总是铺盖着蚂蚁和苍蝇的饭碗，脚步声一响起来，就会躲去木柴后面。
    杨涯时常会在笼子前停下，和小狗遥遥相望。
    他看小狗时，也会在小狗黯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