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里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块必定要褪去的死皮。没有物业、保安和监控，甚至连单元门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穷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忙于生计，被偷后绝大多数都只会自认倒霉，是最佳的行窃对象。越是那些家境不好的，窃贼就越爱光顾，因为那些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的、那些家里没有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那些家主常年起早贪黑在外做工的，防范能力很差，是极其容易得手的目标。
    非常不幸的是，岳钦家这三点全占了。
    窃贼的频繁光顾，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但岳乞巧从来不叫岳钦知道这些，一个人默默地填补着那些被人偷走的经济缺口，早些年岳钦只知道家里穷，却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岳乞巧一人打三份工，每天从早上太阳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忙到夜里月亮高悬，家里还是穷到连口纯净水都喝不起。
    旧巷的西头就是水房，十块钱一桶的水，岳乞巧从来不买，每天煮从洗菜池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水喝，一杯水喝见底的时候，总能被水锈堵住喉咙眼。
    不知是因为常年喝的水质量不过关，还是因为早年旧巷隶属于一片厂区，化工厂搬迁后空气中仍有有毒气体残留，抑或是二者兼有，岳钦从小就体弱多病，一个月不发一次烧都算福大命大，但又总能自己硬撑到好。
    直到七岁那年，岳钦得了气管炎。
    一开始，岳乞巧只当他是寻常感冒，耽误了就医，后来病情不断加深，从气管一路烧到了支气管，险些进了肺，岳乞巧花光了全部积蓄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自那之后岳钦便不再受大小感冒困扰了，只是落下了病根，冬天雾霾严重的时候会咳嗽，过马路闻到汽车尾气时会咳嗽，清明街头有人烧纸时也会咳嗽，有时甚至能咳出血来。
    对此，岳乞巧也无能为力。
    本身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她的条件不太好：天生有缺陷，学历又不高，空有一副好皮相，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能被算作优点了。她无法许给岳钦一个完整的家，也不能承诺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贫穷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苦难，却一定是影响最深远的。
    因为招致贫穷的原因有很多，每一个都不能像被子一样，被暴晒在日光里，无所谓来往行人的注目礼。地位差让他们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自觉卑微，抬不起头来；底层的人又不是每个都善解人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喜欢相互倾轧，更喜欢恶意编排言轻者的难处，借此释放生活压力。
    而生活的恶意又不仅仅来源于身边的人，甚至这些在平日里都还只是可有可无的。贫穷是一把刀，划开了人生布袋的口子，让一切苦难都能趁虚而入，当苦难真正落下时，恶言恶语就会变成丢进火海里的一桶油。
    经济从零到无穷的迅猛发展，像一双大手，上下拉扯着一根名为社会的布条。在经济发展趋于稳定之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沉重，时常会逐层下沉，最终悉数积压在最底层人们的肩膀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人难免会走极端。
    所以岳乞巧虽然不能许他平安喜乐，却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教他不要恨任何人，更不要埋怨生活。
    她教岳钦将心比心。
    教岳钦如果他有一块饼干，又遇到了一个没有饼干的小朋友，就一定要把饼干分一半给他吃。
    教岳钦如果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可以还手，可以回家哭，但不能记仇，更不能把气撒到其他小朋友身上，遇到比自己弱的被别人欺负了，要施以援手。
    杨涯是岳钦遇到的第一个，符合岳乞巧口中“小朋友”全部描述的。
    岳钦梦里的杨涯是个黏人的哭包小可怜。
    因为母亲加班夜不归宿，父亲趁机溜去赌场了，他小小年纪没人接送，一个人跑过三个红绿灯回到家，也没人给他开门，就直接瘫在过道上睡着了，被岳钦捡回了家。
    睡醒后发现自己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杨涯被吓得不清，小猫似的躲进了床底下，直到岳钦买回了一根烤肠，用小蒲扇扇着风，让香味源源不断地飘进床底下，才把他熏了出来。
    他像一切怕人的小动物，在确认岳钦不会伤害他、还会对他好后，就开启了疯狂黏人模式。小尾巴似的，总是抓着岳钦的衣服后摆不放，岳钦去哪他就去哪，钦钦哥哥长钦钦哥哥短的，叫得可起劲了，还会黏糊糊地抱着岳钦的胳膊，亲吻岳钦的脸。
    岳乞巧缝了沙包，教会了岳钦接沙包的玩法，岳钦又教给了杨涯。
    不过岳乞巧缝的沙包有些大，杨涯的手又太小了，一次只能抓一个，所以只能玩切西瓜。
    后来玩着玩着，杨涯能玩丢一个接一个，丢一个接两个，甚至丢一个接四个了。
    从巷口钻进来的阳光拽着建筑群的影子，东摇西晃，不知转过了多少轮，岳钦忽然听到脑海中有个声音喊他该去上班了，他站起来，视野剧烈地晃动了一阵，阳光忽然变得刺目，而他的身上多了一条脏兮兮的围裙。
    身边的人跟着他长大了，十二三岁的杨涯还是会抱着他的胳膊，软绵绵地喊他钦钦哥哥。
    杨涯问他：“钦钦哥哥为什么要去上班？上班好累的。”
    岳钦微微压了下身子，双手撑着膝盖，与他平视：“因为不上班就赚不到钱，上班越累，就能越早盼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