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织田家的家臣们已经很习惯了。
    发生改变的是织田家军政上的作风。在明智光秀很快就拟好了可行的“德政”并交由三郎过目，又经过一次修改后，立刻就得到了三郎的大力支持，并且在真正实行前为了降低那些公卿的戒心，织田家还对以往的外交政策稍作改动，开始与位处较为偏远的大名们交流感情，甚至将良马赠送给了丰后国的大友宗麟以示友好。
    三郎在二月底的上洛，目的也变为了指挥修筑道路的工程——如视察京都、购买甜馒头一类的真正目的，就是家臣们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只求不会被人发现的东西了。
    大概是被三郎这样的难得和缓的行事给安抚到了，织田家在三月十四日推行的“德政”完全没有受到质疑和抵抗，原本就已经穷困潦倒的公卿——与“武家”对应的“公家”之人，他们也轻易地信任了三郎的“德政”，连三郎这么做的理由都自发地帮三郎找好了（应对“灾厄之年”），喜笑颜开地去领走自己被分配到的领土。
    ……然后毫无防备的，在四月六日三郎就再度出兵，去攻打河内国的三好笑岩了。
    “喔，小光好久不见——不对，前几天才见过。”甫一见面，三郎就毫不在意身份地朝明智光秀挥着手，示意对方看过来，“这边怎么样了”
    在四月四日的时候，明智光秀就受命作为先锋先一步南下，织田家修路的做法大大缩短了织田家这次行军的时间，四月六日出发的三郎在七日就到达了目的地，和明智光秀确实是没有分开多久。
    明智光秀只是缓缓点了点头，回答道：“武田已经收到了御内书，意欲攻打德川。”
    先别问为什么在1575年的开头三郎半点没有管武田、对越前也是持续着放置的状态，眼下跑来攻打和甲斐武田方向完全相反的河内国时反而提起了武田家……一切都是因为，这就是明智光秀的诡计！
    嗯，其实这是织田家诸多家臣——包括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等等，在三郎的任性要求下共同促成的结果才对。
    在过年的时候，明智光秀就已经预见了武田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建议三郎推行“德政”。有关“灾厄之年”的说法虽然并不被明智光秀信赖，但是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广为流传，再加上三郎接受了建议，给予了那些公卿实实在在的领地，因此甚至不用刻意推动，“织田信长惧怕灾厄之年”的流言就自然而然的越传越广了。
    这种虚无缥缈的流言自然并不能被那些大名信服——武田胜赖不如其父信玄智谋出众，但也不是蠢材。真正被流言影响到的人正是被逐出京都的、连将军之名都变得十分可笑的足利义昭。
    足利义昭自成为将军起就一直生活在三郎若有若无的威胁下，先不说心性，缺乏钱财就已经让他难以打造出自己的班底，被逐出京后更是再难与织田家对抗——但是这样的足利义昭，也仍然有着在战国时代他人难以替代的特别之处。
    首先是他深恨织田信长……嗯这点恐怕不是难以替代的。但是作为被三郎一手扶持又一手拉下的、自认为形如傀儡的人，足利义昭对三郎的恨意绝不会轻易消退。因此，别人的话明智光秀还无法保证，但是足利义昭却是从被逐出去后就一直持之不懈地往其他大名处写信、唆使他们共同对抗织田。如今再加上“灾厄之年”这种说法，曾出家为僧的足利义昭深信这种虚无缥缈的言说，因此在得知三郎实行德政后，必然会再度向其他大名写信，希望他们在这一年里抓紧时间出兵攻打织田家。
    其次，便是足利义昭目前仍然有着的将军名头了。
    目前谁都知道，足利义昭已经连面上的一点将军体面都没有了，但他仍然是朝廷认可过的征夷大将军。他的要求便是“大义所向”，有了这个“大义”，武田胜赖对于织田的进攻才会名正言顺——表面上的名正言顺。
    可以说，留着对织田心怀恨意、所言所思又是“大义”的足利义昭，对织田家来说并不利。但可惜的是，即使室町幕府已经名存实亡，也仍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足利家建立的武家政权。织田家确实在壮大，但目前只能算是“有利的竞争者”而非“唯一的竞争者”，未将这天下大半揽入怀中之前，织田家能做到的极端也只有将足利义昭逐出京去。
    这世道仍需足利义昭存在，作为一张可有可无的遮羞布。
    总之，足利义昭必然会再度写信给诸国大名——给予武田胜赖出兵的“大义（借口）”，就是明智光秀想要做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
    “所以我就说啦。”三郎理所当然地说道，“小光一直说我们无法掌握武田出兵的时机，但事实证明，也是做得到的吧”
    就是因为这位织田家家督的奇思妙想。
    三郎的想法十分的简单：出兵需要理由与机会，那么“理由”已经由明智光秀费心费力写出德政的措施，拐弯抹角的达成了。仅需的机会，靠织田家来决定，也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
    他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却与这个战国的主流思维完全相悖，以至于参与了的家臣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背后一凉。
    早在三月份的时候，织田家就已经知道了武田意欲攻打德川。但三郎当时并没有动作，在四月份的时候才突兀地出兵前往河内——这便是完完全全的“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