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年兄所言军弱武衰之弊，不过也是党争而已，甚至阉党之祸的根源之弊也是党争。”叶怀山从来是胸有成竹的模样，也少有思考的时候，似乎那些话都已在他脑子里成型了，“党争并非文官之间才有，文官与武将亦是不同之党，也要争，文官与宦官又是不同之党，还是要争。各派之间利益不同，但追求的结果多半只是一个权字。可朝中的权只有少数，于是方有争斗，各派互相撕咬，希望一家独大。当初宦官要权，压迫文官，是党争，后来武将要权，培植势力，还是党争。坪都之亡，无论是说阉党之祸耗空气血，还是军弱武衰，归根到底仍是党争之过。沉渊所言是也不是？”
    “当然不是！”任初毫不客气地反驳回去，惹得众人忍不住笑出了声，知道这两个人今天又要辩个你死我活了，都很有看热闹的架势。
    “历朝历代皆有党争，且照沉渊兄所言，朝堂上处处是党争，时时有党争，若一切根源都是党争之祸，那前朝不都是因党争而亡？所以沉渊兄觉得当年北狄人的燕朝为太.祖所灭，也是亡于党争吗？”任初长着文质彬彬的斯文模样，一说话就比谁都激动，脸都不自觉涨红，“党争争的是利益，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利益，更是背后整个派系的利益，有着同样利益的一群人抱成一团，排挤他人，恨不得朝堂上只有他们一派，到哪里都是他们的人，从而无事不成，是为党争。可文官与武将之间虽立场不同，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文官而没有武将，宦官与文官之间也是如此，他们相互的排挤只能称为争权，而非争派系利益，所以迎年以为这些不能称之为党争，沉渊兄所言偏颇极大。”
    围观的学生有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叶怀山却并不畏缩，依旧是成竹在胸的模样，笑回道：“今日之辩在于坪都是否亡于党争，而非党争是何，迎年兄说了这么多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
    任初脸涨得更红了，道：“你要辩党争，可是你却歪曲了党争的意思，我指出这个错误有什么问题吗？”
    “行，没问题。”叶怀山这回却仿佛脾气很好，点了点头，又道，“既然迎年兄以为文官之间的派系之争才叫党争，那我们就姑且这么论吧。文官自太.祖之始便在争锋，昔有因地域而成的南党与北党，后又有因变革而生的主革派与保守派，时至今日，朝堂上仍有党争。百姓们说坪都亡于京城守军不堪一击，朝廷无军可用，但为何如此，党争该为其负责。”
    杜若也听得认真，之前他曾许多次和孙秉德说过类似的话，那时的他最叹息的就是朝堂上的党争，如今他站在这里，历经这么多事，已对党争有了新的想法，但看着侃侃而谈的叶怀山，还是会想起从前的自己。
    “正是因为文官忙于党争，才在京中瓜分军方势力，染指三大营，借军权互相倾轧，以致三大营日渐没落，将官卷入文官党争，选拔将领全看派系利益，如何还能有堪为一战的军队？”叶怀山也激愤起来，语速不自觉加快，“养兵要国库支撑，而文官因党争而把银子都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一点开支便有多方掺入，互相瓜分互相求利，到最后却还迷茫银子都去哪了。朝廷养不起三大营，养不起卫所军，到头来只养了一群会明争暗斗的文官。这样的大虞，国都如何能保？迎年兄还认为党争不该为坪都之亡担责吗？”
    杜若皱了皱眉，想出声提醒这个学生话有些说过了，这是把满朝文官都骂进去了，但没等他说话，前排在兵部任职的一个年轻官员开玩笑般说道：“这话有些说过了，文官党争是有弊端，但也不必把所有人骂进去吧？”
    叶怀山笑了笑，向对方行了一礼，道：“沉渊现在辩的是坪都之亡，说的自然是坪都陷落前的朝堂，而非今时之朝堂，沉渊还不敢当着各位大人的面骂人。”
    众人也跟着大笑，这点小小的尴尬得以轻松化解，杜若满意地看了眼叶怀山，不得不说，这小子做人还是很聪明的。
    看任初一时没说话，众人又催促任初与叶怀山辩论，任初不慌不忙道：“沉渊兄所言有些道理。但军弱武衰的根本却不在党争，而在大虞长久以来的重文轻武，迎年甚至以为，正因重文轻武，才给了文官党争的机会，才导致军队愈弱，武将难寻。开国时大虞武运昌盛，北狄与羌族都惧怕我们，四境匪寇更是闻风丧胆，莫敢冒头。武运之衰有帝王之猜忌，也有后人只居安不思危，盛世之时永不知武将军队的重要。可一国之昌盛离不开武运之昌盛，离不开军队之强大，大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味重文而轻武，不断削减武将之权，提防军方势力，致使军队实力大减，沦为无用之军。而武运衰微，武将难寻，朝堂上自然而然也就是文官的天下，互相倾轧排挤，方有党争。”
    话音刚落，叶怀山立刻回道：“迎年兄说武运昌盛，那燕朝武运还不够昌吗？为何燕朝会为大虞所灭？”
    杜若跟着众人摇头轻笑，这两人有时还真喜欢诡辩。
    “现在在说大虞，沉渊兄非要说燕朝，这情况不同，自然不能用一样的眼光看待。”任初被气得险些想撸袖子，“燕朝没有完整而运作有效的官政制度，与汉人千百年来的状况都截然不同，纵有能征善战的军队又如何能在中原长久治国？可大虞是汉人而治，官政制度十分成熟，却因忽视武力而致使国都沦陷，这难道不是重文轻武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