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来越冷了，听母亲说，要过年了。
    顺姑照旧托她的小女儿张正儿送来了一小捆带鱼和一小块方肉，二爷、三爷、六叔儿家都有，在我记忆中，年年如此。这一小捆带鱼和方肉就成为我家过年最豪华的食物。我们再包顿水饺，放几挂鞭炮，就算过年。
    “大爷和四爷为啥不在村里住？”我问母亲。
    “你大爷和四爷当兵在外，出息了，成了城里人，高不可攀了！”母亲说。“城里”对我来说，就是遥不可及的天堂，而“城里人”则是天堂里的常客，我沉默了。
    母亲照例准备我和姐姐的新衣服新鞋，全部都是手工自己制作的。母亲织的白棉布，买几包染料，想要什么颜色的下料染一染，晾干后裁剪而成。
    另外，母亲有一只厚厚的旧本子，内页里插满了大小不一的鞋样儿，有鞋帮也有鞋面的，剪得整整齐齐。
    “哟，脚又见长了。”母亲拿出一张鞋底纸模，让我踩在上面试看并轻叹着。她将这张鞋样附在另一张纸上，按照旧鞋样的形状，在那张纸上沿边超出一厘米左右细细转动着剪刀裁剪着，剪成一张适合我脚的新鞋样儿。接着母亲取出一张“浆布”。
    “浆布”是什么？“浆布”是纳鞋底的材料。
    深秋时，田野的空地里到处都是野蒿，野蒿的种子成熟后，被母亲大把大把撸下来，晒干扬净，后用村头的大石头碾子磨成粉，再加水和成糊。找一张桌子，擦净桌面，将野蒿糊涂在桌面上，再找出做衣做鞋的下脚料粘在野蒿糊上，一层一层涂抹，一层一层粘贴，高至两毫米左右时停止涂抹，在阳光下晾干，揭下后一张“浆布”就形成了。
    其实它并不叫“浆布”，方言叫“结碚”，“浆布”是我给起的名字。
    从秋后至来年开春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大家要么搓草绳，做来年捆小麦的储备；要么就织布、打“浆布”、做衣服做鞋。母亲在那段时期，通常要打好多张浆布。做鞋时，好多个妇女聚在一起，边说边笑，手不离针，时间在说笑声中被打发掉了，鞋也不知不觉在说笑中做完。
    打“浆布”为何要用野蒿的种子呢？因为野蒿的种子即使磨成粉，也有微小的颗粒与之共存，使之做成的“浆布”透气绵软，最重要是好扎针。倘若用面粉，就会结成疙瘩，针扎不透，也不好穿。
    母亲将剪好的鞋样铺在“浆布”上，依样剪裁，五层“浆布”叠成一只鞋的鞋底。接下来纳鞋底，剪裁鞋帮，并将鞋帮钉在鞋底上。一双崭新、挺括的鞋子就做成了。
    “啧啧啧，看人家做的鞋，针脚匀称细密、剪裁精巧细致……”几个妇女轮流端详着母亲做的鞋赞不绝口。的确，母亲做的鞋，在整个村西部是数一数二的，她做的鞋，穿在脚上板板正正、舒舒服服的，在众小伙伴当中，是我炫耀的资本。
    父亲偶尔在家，跟他的朋友喝酒，烫上一壶白酒，拿两只小盅，切一碗老咸菜，两人在那“滋喽”大半天，一边喷云吐雾，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这让我心驰神往。
    每当他们喝完后，父亲就将留有余酒的酒瓶放在水缸顶部的板龛上。
    那天，没人在家，我望了望板龛上那瓶酒，只剩个瓶底儿。望了半天，然后飞速跑出去，把哥哥拉到我家来。见哥哥不明所以，我指了指板龛上的那个瓶底儿。
    “你敢偷酒喝？”哥哥明白了，“你不害怕大人打屁股？”
    “咱尝尝。”我说。
    我们踩个小凳取下酒瓶，找出两只小盅倒满，端出老咸菜的一个碗底，把盅高高举起。
    “干！”我和哥哥说。然后各自抿了一点点。
    “啊！”我和哥哥惨叫一声，惊讶得不得了，“酒怎么这个味道？”只觉得一团烈火在口腔里燃烧，当咽下去后，那团烈火顺流而下，又苦又辣。
    “赶紧嚼根咸菜条压压。”哥哥有经验似地说。
    “干！”有了咸菜垫底，我们一仰脖将酒喝干，咂咂嘴巴，尽量表现得跟大人一样享受。酒只有一个瓶底，很快就没了。
    “咋办？”我问，“要是爸爸回来看见酒没了……”
    “加水。”哥哥说。
    我们拿起舀子伸向缸底，舀子滑在缸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缸里一滴水也没有。
    我和哥哥把酒瓶藏在衣服里，快速跑向西湾，只觉得头重脚轻，腿有点儿发软，似乎不听使唤。在洗衣服的水坑边，哥哥将酒瓶摁入水里，灌了跟瓶底等量的池水，转身抓着我跑回家来。踩着小凳，将酒瓶端端正正摆放到原位置。
    我们站在下面半天，盯着酒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度取下酒瓶，倒满小盅。
    “干！”我和哥哥说。很快，我俩将瓶底的池水全部喝完。
    很快，我和哥哥“善饮”的名声不胫而走，在村子里大张旗鼓地流传。
    除夕那天，我和张天津在村子里玩耍，转到了吴奎门口，吴奎正拿着扫把在门前打扫。
    “哟，这不是能喝酒的小强吗？你喝酒可是出名了啊。”吴奎站定，跟我打招呼。
    “嗯。”对于喝酒，我是自豪的。但他的辈份低，得叫我叔，所以我只简单地应了一声。
    “来来来，来我家，我招待你一壶。”吴奎放下扫把，“来呀，来吧，不好意思吗！”说完，他把我拉到他家，天津在后面跟着。
    吴奎转身拿出一瓶白酒，端出两只小盅，坐在桌前倒满。
    “喝一盅吧，我看看你到底多么厉害。”吴奎向站在桌子前的我说。我看看他，看看张天津，他一副满脸不服的样子，旁边还站着吴奎的两个女儿，姐姐吴思和妹妹吴飞，也都不相信地望着我。
    “喝就喝。”我说，端起那盅酒一饮而尽，忍住辣味和苦味没吐出来，硬咽了下去，然后咂摸咂摸嘴巴，装出很享受的样子。吴思和吴飞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吴飞比我小一岁。“她长得真好看！”我心想。
    “哟，行啊，”吴奎转身面向张天津，“张天津，张小强敢喝，你敢喝吗？”
    张天津不甘示弱，走上前去，端起另外一盅也一饮而尽。不过，当他咽下去后，他的脸扭曲着相当难看，并猛烈咳嗽起来。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他。
    “再来一盅！”吴奎说。我看着吴飞，把酒一仰脖又灌下去。
    “好了，不给喝了，别再喝醉了，到时候你们爸爸再找我！”三盅过后，吴奎似乎舍不得了，转身把酒瓶和酒盅收了起来。我和张天津悻悻转回家。
    回到家后，酒劲开始上涌，我头重脚轻。母亲正在灶间蒸窝头，已经蒸好的窝头摆了两盖垫，排在炕头上晾着。炕头上板碗瓢盆杂乱无章。
    我爬上炕头，推了推盖垫，歪七扭八地躺了下来，闭上眼睛，却“看”到屋顶在旋转，睁开眼睛又感觉太困，不一会儿，我进入了梦乡。
    当醒来时，已经是午后四点多了，冬天天黑得早，窗外阴沉沉的，我睁开眼睛盯着几大盖垫窝头，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屋子里空无一人，一觉醒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似的，所有人都把我遗忘了，我感到很害怕。
    窗外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窗户上闪动着鞭炮炸响后的光芒，除夕降临了，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