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伯利亚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家的孩子被排除在大学之外，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大小官员家的子女却能百分之九十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嗯，感觉有被内涵到。
    陈凤霞翻看杂志封皮，简直佩服到掉头：“你们从哪儿翻出了这个？”
    1975年的旧杂志，得亏她们能找出来。
    “我们找农业科技杂志时从旧书里看到的。”
    就是单纯的好奇啊，好奇二十多年的杂志会怎样点评时事。她们按照一斤五毛钱的价格称了一沓子杂志回家呢。有一些明显在胡说八道，看得她们笑死了。可是翻到这一篇的时候，她们就谁都笑不出来了，因为被精准命中。
    其他人他们搞不清楚，可现在他们班上就有好多同学在校外补课。
    就连陈志强，她妈那样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都给他掏钱上辅导班。一周上三次，直接花掉他妈一个礼拜的收入。
    更别说邹鹏了，他去深圳后就连暑假都要去上培优班。
    像她们这样自由飞翔的，完全是异类。
    其实陈敏佳也在考虑要不要课外补习。她小学时就补过。升初一后之所以没补，仅仅是因为她爸妈都担心持续绷着，橡皮筋会早早失去弹性，不利于她初三时冲刺。
    等升了初二，她肯定就要补了，因为她是借读生不能通过内部招考，她得参加中考才能上高中。
    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愈发自我厌弃。她会做被批判被否决的事情啊，偏偏她知道人家写的是对的。
    学校商品化，知识商品化，完全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还有“合理的利己主义”，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唉，感觉每一条都对上了。
    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就是人家1975年写苏联教育的，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个后直接投射到她们身上，就很微妙了。
    尤其这文章最后说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而苏联现在的确已经解体了，虽然内外因素都有，但内部不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强大的苏维埃又怎么会轻易受到外界的挑拨直接分崩离析了呢。
    郑国强也好奇地翻看杂志，他居然还有印象。因为当时他在中学，学校里有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上思想政治教育，他们的老师也是从大城市下放来的，经常带他们学习杂志上的一些批判苏.修的文章。那时候批判苏.修是主流。
    他记性好，还记得这一篇。
    当时他想什么？嗯，是深深地替苏联老大哥担忧。他们这代人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一直批判苏.修，但从感情上是将苏联这个国家和人民完全同苏.修剥离开来，起码他自己是如此想的。
    苏联解体那会儿，他都当爸爸了，从报纸上看到新闻，他还难受得抽掉了一整包香烟。
    就像儿时的信仰轰然崩塌。
    陈敏佳郁卒到要爆炸，迫不及待地开口批评：“现在还有教育公平吗？根本就没有。”
    陈凤霞也有种看到穿越者写文章的恍惚感，当然，她更直观的感受是历史还真是惊人的相似。任何一种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相类似的问题总会出现，不过早晚而已。
    她想了想，问三个小姑娘：“那你们说，不通过考试选拔的话，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方式吗？”
    三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天真的话。
    啊哈，推荐上大学，在供销社站柜台都高人一等的时代，你要说大学生是真正由贫下中农推选出来的，谁信？起码陈家庄的都不是。
    就连陈家庄最早的蘑菇合作社之所以能建立，也是因为下放知青是某个大厂的子弟。他们的爹妈担心要孩子天天下田太辛苦，就主动找大队搞了这么个合作社，好把孩子安排进去。
    当年陈凤霞能进去，也是因为就连蘑菇合作社的活，那批知青都嫌苦嫌累，三天两头要回城好好补充营养缺班缺岗；蘑菇不能没人照应，大队不得不再选一批人进去真正顶起这项工作。
    说到底，还是沾了特.权的光呢。
    三人异口同声叹气，唉，真要命，左也不行右也不对，就觉得哪哪儿都不得劲。
    陈文斌听了半天，终于忍无可忍：“行了，你们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准备吃饭呢，就扯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陈敏佳立刻批评爸爸：“你怎么一点儿也不关心大事。”
    这很重要的，关系着未来。
    陈文斌直接呵呵：“佳佳，爸爸跟你讲，越是没啥正经事的越是爱讨论这些大而空的问题，因为除了这个就无话可说。”
    郑明明反驳舅舅：“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利己主义者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只关心这点得失，没办法看的更高更远呢？”
    可怜的小陈总呛到了，感觉自己被深深地内涵了。
    陈凤霞挠挠头，这问题要持续下去势必无解，起码今天绝对解决不了。因为二十多年后它们依然存在，而且其中的一些甚至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不参与其中的反而是异类，是少数派。
    “这样吧，先吃饭。”陈老板主动提议，“吃饭长身体，以后继续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能够得到答案的。”
    三人默默地看了眼陈老板。看看，明明是大人制造的问题，他们不解决，又丢给小孩了。
    陈老板毫无心理压力，她就是没那个能耐嘛，何苦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