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安全考试结束后,许秋就和孙沃、莫文琳一起直接返回了材一,三人都通过了考试。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次测试的100道题目里有三道是错题。
许秋的实际得分是99分。
不过对许秋来说,不论是98分还是99分,都不是很重要,反正都是通过了嘛。
至于这些错题是怎么被发现的,那是因为这次考试有七位同学没有通过。
其中,有直接被扣到0分的倒霉蛋,还有一些大概是没有好好复习,直接来裸考的同学,错了十几道题,得分低于90分。
因为考试不通过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实验安排,他们自然不肯接受考核没有通过这个事实。
于是他们就一道一道的分析错题,最后还真就发现有三道题目存在问题。
其中,有两道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还有一道是答案错误,本来应该是选C的,问卷星系统中按照B处理了。
重新计算分数后,有两位成绩在88、89分的成功上岸,拿到了90分以上的合格成绩。
周日。
许秋刚到216没多久,就被魏兴思召唤到办公室。
魏兴思开门见山说道:“有几件事情,首先是Ronald之前和我们合作,投了一篇文章,文章投了ACSAMI上,许秋你是二作……”
许秋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还有些懵,之后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Ronald夏天过来访问的时候,对方带了些ITIC相关的器件样品回去。
后来他们又发邮件要“新鲜的”样品,许秋就让莫文琳做了些邮寄了过去。
在这期间,许秋还和Ronald本人,以及Ronald手下的一位博士后发邮件聊过几回。
算是无心插柳吧,没想到还捞了一篇二作文章。
对现在的许秋来说,材料领域的一篇ACSAMI不算什么。
可对于一些领域来说,发文章比较困难,ACSAMI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文章了。
就像Ronald主要研究的CEILV和TOF这两种表征手段,只被限定用在半导体领域中,想要发表高影响力的文章就比较困难。
但你能说这些应用面没那么广的仪器设备就不重要吗?
显然不能。
事实上,国内在各种精密仪器设备上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非常落后的,和目前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完全无法匹配。
其中,占比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当年“造不如买”的方针,直接指引了一条错误的前进方向。
种花家科技部原副部长的一句话,道尽了国内科技界的无奈:“种花家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
不久前,清北大学的核磁共振中心的一台核磁共振仪出现故障,他们联系德意志的布鲁克公司进行维修。
布鲁克公司开口就表示先付23万元的人工费,然后他们再去准备液氦,看看能不能修。
换句话说,如果没成功,这些钱就白花了。
堂堂种花家最高学府的清北大学,何时受过这种气?
该中心愤而终止了双方的合作。
此事在当时惊动了国内数十位教授。
但这种挣扎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国内几乎没有厂家能生产这种叫核磁共振仪的东西,或者可以把几乎两字给去掉。
这种局面,已经存在很多年。
早在2010年,种花家就取代漂亮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但近年来,种花家对国外高端仪器的依赖不但没减少,反而在不断上升。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进口近千亿美元的仪器设备,仅次于石油和半导体。
其中,90%的高端仪器被国外公司垄断。
以核磁共振仪为例,全世界只有德意志布鲁克等少数几家公司能提供。
就是这家年营收只有20亿美刀的德意志公司,独占国内80%以上的市场,把清北大学拿捏得死死的。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冷冻电镜,是研究蛋白质结构的重要工具,全世界只有漂亮国FEI、霓虹国电子、日立能生产,国内连山寨版都造不出来。
稍微低端一点的扫描电镜,国产份额也不到10%。
质谱仪用于测量微观粒子的质量,目前基本依赖进口,高端的液质联用技术,则完全来自漂亮国安捷伦、赛默飞等厂商。
因为国内不能生产,种花家每年上万亿的科研固定资产投资,60%用于进口设备。
除了实验室以外,在医院里,包括CT、核磁共振仪、大型X光机,几乎被俗称GPS的GE(通用电气)、Philips(飞利浦)和Siemens(西门子)三家垄断。
几年前,人民日报记者曾走访上百家企业,发现那里的生产线和研发中心,几乎沦为“洋装备”的盛宴。
“中国制造在西方的商场里,德日制造在中国的工厂里,美国制造在中国的实验室里。”
这样的调侃,多少令人尴尬。
2009年,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结论是:“过去20年,我国科学仪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逐步拉大。”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重大专项,加码投入,不少仪器公司也在崛起。
2006年,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第一台质谱仪,吹响中国科学仪器迈向高端的冲锋号。
被Illumina卡脖子的华大基因,也知耻后勇,通过自研和收购海外技术,跻身全球三家可量产临床级别基因测序仪的公司之一。
魔都联影医疗更是推出种花家首台超高场动物磁共振系统,打破GPS长达30年的垄断。
尽管如此,在高端仪器方面,国内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另一方面,Ronald年龄50+,都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做实验,而像国内,在Ronald这个年龄的教授,很少会自己动手做实验了。
就比如魏兴思,回国后只有在最开始把各项实验技能教给了吴菲菲、陈婉清、段云和田晴,之后就是在幕后指挥,不再亲自做实验了。
大多数比较拼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青椒学者,因为有类似“非升即走”的条款约束着。
横向对比科研圈内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头部科研工作者,给许秋的主观感觉就是:
老外相对更热爱科研一些,更多的是把科研当成事业,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更多是把科研当做一份比较稳定的“铁饭碗”工作。
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工作,定位不同,投入的精力自然就不同。
“事业”类似于自己当老板,“工作”相当于是给其他人打工。
当老板的时候,可能会看重公司的长期发展,而给其他人打工呢,多半只想着怎么多挣些钱,理想抱负什么的,那都是画出来的大饼。
就比如,千度变成现在被人人喊打的样子,创始人肯定是难逃其咎,但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创始人愿意看到的吗?其实也未必。
当一个企业膨胀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创始人可能已经很难实际控制整个公司了。
一方面,是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让人过分去追逐超额的回报。
另一方面,负责具体事务的人都是中层员工,中层员工要是联合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无视高层的命令,从中捞好处,这样高层给出的命令,就很难传到底层,执行下去。
而且,这种问题也难以解决,你总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层都换一遍吧,就算换了新的过来,你能保证他/她就不被同化吗?
至于中层们为什么这么做,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与老板、高层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对大厂来说,老板、高层们通常都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们或许会为了理想而奋斗,去当一个造福社会的“企业家”;而中层的员工可不管你的饼有多大,对他们来说,拿到手中的利益才是真的。
以竞价广告来说,老板、高层们提出这个想法,大概率是不会希望公司接一些质量不好的广告去赚黑心钱的,只是划定了KPI,让下面的中层带着底层员工去执行。
而中层员工们的想法可能是:“我们一起接XX医疗、XX男科的竞价广告吧,这样可以为公司创造上千万、上亿的营收,我们一年赚他个几十、几百万,然后干几年攒够钱,等财务自由了,就直接退休享受生活,至于之后事情万一败露了,千度会不会凉,那与我们又有何干,反正生病了要找医院,我们又不会去千度搜索找医院,而且这样做也完全合法合规,别人最多在道德上谴责一下,不痛不痒的。”
然后他们就那样做了。
科研圈子也是类似的,现实社会中,国内又有多少人是真的为了科研本身而奋斗的呢。
在上个世纪,网络不那么发达的时期,或许还可以通过忽悠、思想改造或是其他什么方法诱导一些人去专注于科研事业,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而现在,当整个社会都以“金钱至上”为导向,年轻人从小通过网络接触到这个灯红酒绿世界,早早成熟,不那么容易被忽悠,被思想改造,又有多少进入科研圈的人能保证初心呢。
或许也是有的,那类人他们的初心就是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
据小道消息表明,东亚人平均智商很高,和犹太人并列世界第一,达到了106,而漂亮国平均只有90。
从某种程度上,国内很多科研人确实很“精”,是那种独属于东亚人的精明。
406 东亚人的精明(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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