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知青还穿着下乡时体面的那一套，有的外头披了件薄夹衣，站在风里瑟瑟发抖。
    放眼望去，大多瘦黑了许多，越发朝屯里人靠拢了。
    陶湘也裹着一件旧袄，这是她在原身行李箱里找到的最不出彩的一套，但仍比其他人的要质感一些，起码没有补丁，穿在身上看着就出挑。
    前头大队长还在报着数，什么人多少工分，能获得多少粮食，每人超过三百六十斤定量，剩下的就全折算成钱。
    从分多到分少，先分上的是屯里的劳动标兵模范，十分制他们能拿上满分，加起来的数字无比骇人，自然粮食与钱也分得越多。
    旮沓屯怎么说也有上百口人，期间耽误的时间不少，但并没有人感到无趣，都削尖着脑袋往前排望。
    而先拿到粮食的人家也没急着走，拖着口袋站到边上去，他们不光想知道自己家分得的粮食，还想知道别人家的概况，这事在没什么娱乐活动的乡下足够拿出去翻来覆去地说上一年。
    陶湘听到一些三姑六婆在后头低声谈论着八卦，无非就是谁家的小子挣了不少工分，瞧着是个有能耐的，可以介绍给谁谁谁家姑娘，又譬如某家粮食分得多，是个家底殷实的大户……
    诸如此类的家常话语里充斥着羡慕、笑讽，神游天外的陶湘自动屏蔽掉这些没有什么营养的话题，因此也就没发现还有其他角落正在评论着她和知青们。
    “这城里来的姑娘就是好看精神噢，看那陶知青……”
    “人家有钱着呢，供销社的常客，听我镇上的老表说，前些天还见到她买了不少吃食，也是舍得……”
    “对了，你打听她做啥？怎么？想娶个知青回家做儿媳妇？”
    “那哪能，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肯留在我们屯子……”
    ……
    好不容易旮沓屯里的人都分完，终于开始轮到知青。
    只见大队长握着本册子，一板一眼地念道：“陶湘，九十三工分，五十四斤。”
    听到大队长报出的工分数，陶湘吓了一跳，她正儿八经上工也没多久，工分怎么算也不会有这么多。
    陶湘这样想着，便没第一时间上前领粮，只听得大队长继续下报道：“黄自如，七十六工分，四十四斤。”
    很明显，黄自如比自己上的工多，被记的工分竟这样少，应该就是算错了吧。
    陶湘刚想开口纠正，却听同侧的黄自如已经不满地嚷嚷起来：“这分乱记的吧！我每天上工才得七十六，陶湘还空躺了好多天呢，怎么她就有九十三！”
    被这么一打岔，原本还算安静的场面顿时嘈杂起来。
    工分是命，每个人都指望着工分活，如果里头有错，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大队长闻言表情变得没变，只是略有些不耐烦地一摆手：“她参加抢收了！一天八个工分，三天三夜就是四十八个！”
    所有参加抢收的人都会有额外的工分被分配，这跟秋收上工是一样的道理。
    旮沓屯民至此不再发出质疑，反而对陶湘言语间多有惊奇称赞，毕竟知青里除了两个男知青，也就她一个女知青下地帮了忙。
    众目睽睽之下，陶湘受宠若惊地领到了自己的那份口粮，五十四斤红薯瓜。
    而其他知青除了男同志上了六七十斤，别的女同胞更是少，四十来斤打底的样子，别说吃到来年春耕，就连吃到年底都悬，更别提有钱分了。
    但目前并没有人关心知青们艰难的处境，眼下年景不好，旮沓屯能吃饱的只有人口最多的几家，好些还挣扎在饥饱线上，哪有心力去管别家的事。
    等粮食全部分发完毕，见没什么热闹可看，场上的人很快推着自家的粮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储藏去了。
    陶湘自然是跟着陈阿婆与果果走的，陈家有一个老旧的独轮车，左右两边各安着一个盛满红薯的大苗篮，推起来虽吱嘎作响让人害怕散架，但着实省力不少。
    路上还遇见了同路的顾同志，对方轻轻松松扛着两大袋红薯，步履轻松极了，犹有余力的样子。
    见男人垂眸望过来，陶湘弯着唇角对他笑了笑，笑意带着刻意的疏离，与对待别人时的一样。
    很快一人进院中，一人过墙角，外人看来完全陌生无言的两道背影。
    没高兴去想别的，按照老规矩，陶湘把自己的五十来斤红薯信任地交给了陈阿婆处理。
    不过之前用粮票换的那三十斤荞麦她却没有交予，而是全部藏在了自己的空间。
    年岁忽然变得贫瘠艰苦，旮沓屯连正经麦粮都没有了，只能用口感不好的白心红薯糊弄成村里人的口粮，粮食危机四个大字在陶湘的心头发出警告。
    从现在开始积攒粮食总是没有错的，她想。
    比起敏感多思的陶湘，陈阿婆虽然也焦虑，但程度就要轻上许多。
    乡下人都是从六零年初节粮度荒活过来的，野菜挖过，观音土吃过，这年头再怎么坏，如今半数粮食总归是捏在手里的，熬到开年就好了。
    然而比起陶湘陈阿婆，或是旮沓屯的其他户人家，集体住在知青宿舍的女知青们才是最最着急的。
    三个女流之辈，粮食却只有一点点，压根不够吃。
    更主要的是，她们与一起吃饭的原住民人家闹翻了，以后得自己开锅做饭，境况变得更加尴尬不说，还得罪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