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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酒肆这种东西还是在郭鹏的主导之下缓缓出现的新式存在。
    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吃饭用的酒店在东汉至少是不存在的。
    倒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形态，也有，官方经营的国营酒店，但是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面向的是官员还有西域来的外国官员与商人。
    在一些重要城池内部或者交通要道沿途会设置一些。
    那时节人口流动性无限接近于零，人口和土地绑定，要想离开户籍所在地需要很多手续，所以根本不存在旅游一说。
    小吃摊点之类的也是有的，在城市里就有，但是没有那种专门意义上的酒店。
    郭某人为了发展经济和军事需求修了很多路。
    从青州开始，逐渐修遍了中原，未来还要修往全国，并且鼓励商业发展，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人口流动性。
    人口流动了，这些商队就会有离开城池居住和吃饭的需求。
    而当时郭某人设置的驿站是为官方准备的，不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大量商旅还是野路子，自带粮食，自带帐篷露宿，很不方便。
    这件事情在郭某人巡查各地的时候被发现了，意识到这个时代对离开户籍地远行的人们的不友善，郭某人发现了赚钱的契机。
    于是郭某人开始下令，在官方驿站周围建设【旅店】。
    旅店归属在曹氏商队和糜氏商队名下，派专人管理，专门针对非官方人群，也就是远行的商队，给他们提供住宿服务。
    当然是要收钱的。
    从占领兖州开始，郭某人就开始建设这样的旅店，前前后后越来越多。
    到称帝之时，记录在案的曹氏旅店和糜氏旅店这两大连锁旅店加在一起已经有了五百多家，数量很大。
    中原，河北，关西，扬州荆州益州，沿着主要交通干道，办设的各地都有，形成大规模的连锁，为商旅提供服务，赚取大量佣金，某种意义上也在收他们的商税。
    住旅店不是随到随住的，而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一点古代比现代更加严格。
    魏帝国的户籍制度非常完善严密，人口和土地绑定，平民百姓没有远距离高频率离开原籍的必要，需要离开的往往也就是商旅。
    郭鹏称帝之前就规定，规定在自己的辖区内，任何离开原籍居住地的人都要从出发地官府开具路引，然后才能出发。
    路引不分团队，而是一人一张，每个离开原籍的人都需要路引。
    路引记载着持路引者从何处出发，要去何处，要做些什么，中途经过了哪里等等。
    出发的时候官府会在路引上留下标记，然后商旅可以出发，途径某些城市，若要做生意，就要去当地市集管理处交出路引，进行登记。
    若只是停留住宿，也需要出具官方登记过的路引，交由店家登记，然后才能入住。
    一趟旅程回来之后，要把路引交还给原籍所在地的官府进行备案留存，一旦发生了什么，好根据路引追寻责任人。
    确定了路引制度之后，郭某人进一步想到了商旅们的吃饭需求。
    解决商旅的吃饭需求当然也是一个大商机，于是郭某人就进一步的下令在各大旅店给往返商旅提供相对简单的饮食服务。
    当然也是要收钱的，有些时候还挺贵，因为有些旅店不在城市里，而在道路边，远离城市。
    但是相比与他们自己携带转运食物来说，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才更加经济。
    所以这些费用也不是商队不愿意承担的，况且真的很方便，也很安全，不会担心遇到贼匪之类的。
    于是沿着郭某人建设起来的交通干道，旅店业务和饮食买卖业务开始蓬勃发展。
    在此之前未曾出现的食品买卖业务开始在郭某人的辖区内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后来随着局面的日益稳定和交通的日渐发达，加上郭某人的政策扶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操持商业，远行商队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对旅店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
    郭某人自己建设不及时，也没太多精力，所以就开始逐渐放松了建设旅店的审批。
    接着把经营旅店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行业，规定了税收水准，将旅店纳入收税的范围之内，就开始允许民间自己经营了。
    之后不仅是曹氏糜氏两大商队的连锁旅店，民间也有人操持起了旅店业务，在官方驿站周边开办旅店，赚那些远行商人的钱。
    随着这种旅店模式的不断发展，郭某人为了赚更多的钱用于征战，又想到了酒店这种存在，觉得这个很有搞头。
    这一时期的城市内，各坊各市之间泾渭分明，有明显的界限。
    市集用来交易，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酒馆客栈的存在，那都是唐宋以后的事情。
    这时候的达官贵人们自己住很大的屋子，自己家里有宴会厅，举办宴会什么的都在自己家，还有歌舞之类的。
    寻常百姓穷的吃饭都是问题，怎么还有闲钱去酒馆吃饭喝酒呢？
    但是郭某人觉得这样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来赚钱。
    他觉得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自己对农民剥削程度的放松，民间的财富会多起来。
    不加紧建设第三产业，民间的财富就没有地方交流，经济活动不能起来，就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
    秉持着利用一切可以的手段大肆敛财的准则，郭某人决定再次为后市开先河。
    于是在刘健继位以后的建安年间，他下令曹氏商队和糜氏商队再次成为马前卒，开始办理城市内的酒肆业务。
    在人流量比较大城池内的市集所在地开办酒肆，不仅卖酒，也卖餐饮服务，随着铁锅和炒菜的逐渐风靡，也为酒店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当时的郭魏政权核心邺城的东西两市接连出现了四家酒肆，都是曹氏商队和糜氏商队操办起来的，经营酒水贩卖和饮食贩卖，提供堂食。
    酒肆里出售各种食物，蒸煮焖烤炒各色菜式都有。
    而且除了酒肆本身比较新鲜之外，还有更加新鲜的东西。
    也就是桌椅板凳的存在。
    桌椅板凳这些东西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至少在这个时代，板凳是没有的，只有胡床的存在，可以用于坐，被称作胡坐，而跪坐这种方式被称作正坐，被世人认为是正统的坐法。
    为了配合正坐，配合板凳出现而改良的桌子自然也不存在，有的只是低矮的案几。
    郭某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无所谓习惯不习惯，反正肯定是接受的了的，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工作，在这样的案几上吃饭，也能接受。
    但是这样一来，就很不方便第三产业的发展。
    酒肆这种商业存在讲究效率和利润，讲究一大张桌子围着一圈人，一起上菜，了不起弄公筷公勺，最大限度利用空间和餐具还有人力物力，追求经济效益。
    而传统的吃饭方法却讲究一人一张案几一个软垫，然后一人一份餐食，一人一份餐具，还要很多下人上菜，完全不讲究成本支出。
    若酒肆如此操作，则严重提高成本，在可以预见的环境之下，根本就没办法赚钱。
    这就是为了豪门大户社交而设计的标配。
    要是这时候的人们也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生意，能吸引多少客人？那还赚什么钱？
    但是偏偏这时节能在酒肆吃饭的人都喜欢讲究这套模式。
    所以为了让酒肆生存下去，郭某人不惜亲自出面站台，给酒肆打call，为全新的吃饭方式站台打call，全力推广。
    他亲自带着高官显贵们一起去酒肆吃饭，坐在很好的木料打造的木制靠背椅上，面前是一张圆形的大桌子。
    大家围着大桌子坐下，看着服务员将一盘一盘的菜端上来，然后郭鹏招呼着满是新奇的人们吃饭。
    公筷公勺用起来，夹回碗里自己吃，在饭桌上近距离交流饮酒，由此带动了一波有钱的大户们前往酒肆吃饭喝酒会亲朋好友的热潮。
    也有很多人图新鲜，要去看看那传说中的桌椅到底是怎么个事情，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酒肆当然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
    很快，就有对此感到不满的士人站出来抨击酒肆。
    说这种坐法分明就是胡坐，酒肆把胡坐引入中原到底是什么想法。
    还说这样的进食方式完全不符合祖宗的教导，人与人的距离太近，吃饭的时候很有可能互喷口水之类的，大为不雅。
    他们引经据典抨击酒肆，把酒肆称作【胡肆】，试图将之污名化，以此引起广泛的抵制。
    郭鹏早就料到了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立刻出动了自己的终极口嗨武器——陈琳。
    陈琳带领嘴炮团队火速冲上道德阵地，引经据典为郭鹏开脱，与传统士人力量激烈对线，疯狂嘴臭。
    说什么椅子不是胡床，那是郭鹏参考案几改造而来的，坐上去会特别舒服，也会让人的腿部得到放松，不会坐麻掉，用正坐胡坐区分之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之类的。
    这样的激烈对线之外，陈琳还不断的偷换概念。
    他把一场胡坐正坐之争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混淆视听，转移人们的视线，给酒肆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大环境。
    之后，就是以魏代汉的大历史事件了，酒肆这种细支末流的存在肯定不会成为争论的主流。
    在郭某人连续三次政治清洗并最终登上皇位之后，颁布的支持酒肆建设的法令，而后这场争论也就在事实上终结了。
    之后不仅是糜氏商队和曹氏商队办理的连锁大酒店出现了，一些民间人士建立起来的小酒肆也出现了。
    桌椅板凳之类的东西在酒肆站稳脚跟之后，经济快捷的进食方式很受商旅们的欢迎，由此逐渐向民间的其他地方流传铺开。
    之后做这种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酒肆的税收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官方税收层面占据了一点地位。
    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顽固分子抗拒桌椅板凳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