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九年六月中旬的时候，李自成还在继续装活，李过则已经夺了巫县，开始攻打夔门险要瞿塘关。高一功和罗虎则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突入夔州，占据了太平县，还推进到了通川江畔。而大西国老万岁张献忠则大掠成都之后北上而去，准备走阳平关——大散关这一路去实现他的关陇之梦了。
    而位于长江汉水结合部和长江中游，控扼着九省通衢之地的大武汉府，现在正是百废待兴，元气渐渐恢复的时候儿。
    设立江都武汉府的令旨，是在几日前的六月初十那天，由远在南京的内阁府和大元帅府共同发布，并昭告天下的。
    朱慈烺的令旨之所以由内阁府和大元帅府共同发布，是因为现在的大明朝政又恢复到了洪武初年宰相辅弼君王的模式了，而且更加成熟了。中书省的名号并没有恢复，而是用了内阁府的名称。
    因为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兼任吏部尚书，为了方便管理，内阁府和吏部就合二为一，以后的内阁首辅也将会兼任吏部尚书。除了吏部这一摊之外，内阁府下还设有左通政司、钱业司和条例司等三司。
    其中左通政司管辖的是诏令、奏章和行文的传递，凡是大明民政体系内的诏令、奏章、行文，一律由左通政司负责传递。
    另外，大元帅府下还有一个右通政司，管辖的是军事体系内的命令、军报和文书传递。
    由六部之中的兵部现在是由大元帅府和内阁府双重管辖的部，所以和兵部有关的诏令、奏章和行文，也都由右通政传递。
    钱业司则是一个类似银监会和中央银行的衙门，负责监管银行业和钱币铸造。其中钱币铸造又分为官铸和官督商铸两种，前者由钱业司自营的铸钱厂负责铸造。后者则授权给海商银行、盐商银行铸造，但是只限银元，不能私铸铜钱。
    条例司则是一个筹划国家经济，改变旧法，制定新法的机构。类似宋朝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但是条例司本身不具备颁布法令的权力，所有民政方面的法令，必须以令旨加内阁府会联署的形式发布。而涉及军事的法令，则视情况（是否涉及民政），以令旨加大元帅府联署，或令旨加内阁、大元帅府双重联署的形式发布。
    譬如设立江都武汉府，并同时撤销凤阳府中都地位的令旨，就因为涉及军事民政，所以就有两府联署并且发布。
    从崇祯十九年六月中旬开始，大明的南北二京（或者是南中北三京），就正式变成了东西二都了。
    虽然在许多立志恢复的仁人志士们看来，朱大太子改南北二京为东西二都的做法，很有一点要偏安东南的意思。但是被朱大太子召集到武汉府的湖广官员、士绅们，却非常分明的感觉到了一种天威迫近的压力。
    从现在开始，大明朝廷可就不是远在两三千里之外，而是直接压在湖广士绅官员头顶上了。
    大家伙儿的逍遥日子，恐怕要一去不返了......
    而在这道令旨正式发布之后，朱大太子就登上了东下的官船。因为武汉已经是江都了，所以再过不久，他还会回到这里。
    六月中旬，进入盛夏的武昌府的连着下了几日的暴雨，不仅将暑气冲刷得干干净净，还让这座大明新都之中的人们感到夏日少有的阴凉。
    在武昌城西南文昌门的门洞里面，正有几辆马车，一队兵将在躲避暴雨。守着马车的兵将都伸长着脖子，焦急的等带着这突然降下的暴雨过去，好继续走完这最后一程，把刚刚为抚军太子送完行的两位大老爷，安安稳稳的护送到大明西都武汉府城内宅邸去。
    只是这暴雨如织，何时方休啊？
    而在这个时候，其中一辆特别宽大的马车上，两个已经换上了宽大单薄的道袍的大老爷却正谈得兴起，一点都不着急。
    “咱们这位抚军太子，怕是在打着以外治内，以贼治绅的主意吧？南京的这一闹腾，倒是给了他一个台阶。”
    说话之人赫然是湖南省的一把手，封疆一方的何腾蛟。在他看来，朱慈烺即便没有力量大举入川，也应该把荆州府西部的夷陵州、归州、宜都县、长阳县、巴东县和兴山县一共两州四县的山区地盘给拿下啊！
    怎么能让好几万分田分地，免债免息的流贼盘踞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啊？
    “湖南不同湖北，湖北素来安定，早在秦汉之时就入了华夏，而湖南的许多地方到了本朝还是荆蛮之地，怕是不易治理啊！”
    回话的是堵胤锡，他现在升了官，是湖北布政使了。
    “太子一定有办法的，太子是英明之主，知道要因地制宜，不会在湖广搞一刀切的。”
    何腾蛟感慨道。
    “唉......不管怎么因地制宜，总是要与民争利的。湖广过去才多少田税总额？区区二百多万石而已，将来会有多少？加到一千万石都是客气的！另外就是湖北被李自成均过一次的土地怎么办？照理该返还原主的，可是......”
    堵胤锡显然不是朱大太子的拥护者——他是能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东林后继、江南士绅和金陵勋门！
    他的老师马世奇是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叶茂才的门生，和周延儒属于一党。在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他正好在京候选（他丁忧回京时正好遇上周延儒倒霉，所以就没得到授官），后来跟着朱慈烺一起跑路，现在派去广东当了知府，也算能用，但说不上是太子一党。
    而堵胤锡的祖上则是跟着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世袭的指挥使前程。不过在他祖父一辈因为家产之争（争的其实都是军田）而中落，所以从金陵迁居宜兴。但依旧是士绅，随着堵胤锡读书出仕，家道也逐渐兴旺，现在也是无锡（堵胤锡后来移籍无锡）的大地主了，家里面还有不少亲朋好友，都是苏南一带的士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朱慈烺新政的受害者！
    堵胤锡的屁股在哪边，可就是个问题了。
    而被后世称为“猪队友”的何腾蛟虽然也和东林亲近，但是他毕竟是贵州人，也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和朱慈烺之间不存什么利益冲突。
    朱慈烺的手没那么长，他现在正推行的新政能在东南和湖广得到贯彻，就算非常成功了。云贵那边，真是鞭长莫及......管不好，也管不起啊！
    在万历朝张居正辅政年月里，贵州一省的田税总额仅仅五万零八百零七石。云南好一点，是十四万两千六百九十石。这两个数目不仅说明云贵二省多穷，还说明了大明朝廷在云贵两省的实际控制能力。而两省不到二十万石的田税，即便能够收齐，也不足以维持大明朝廷的流官统治的成本。
    也就说，大明在云南、贵州的统治是“亏损”的，而且亏得肯定不少。考虑到云贵二省的实际情况，短期内也不可能扭亏。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朱大太子也许会往云贵砸钱，加强统治，强行加快云贵的社会进步。
    可是现在，朱慈烺哪有余力去折腾云贵？能安安稳稳的维持住大明的统治就很满意了。
    所以何腾蛟、马士英这两个云贵大官僚大地主和朱大太子就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毕竟大明朝廷越稳固，他们在云贵地方上的统治也就越有保障。
    看着堵胤锡陷入了沉默，何腾蛟又开口道：“均出去的地，怎能说收就收了？真要这么干，湖广这边几万新军怎么够用？如果再要增兵，粮饷谁来出？湖北的士大夫都被李自成吃干抹净了，出不了钱的，难道让东南的士大夫出这个钱？”
    堵胤锡摇头：“说的也是啊......一个钱，一个粮，难得易耗，到处都是无底洞，想想也替这位抚军太子为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