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台典仪尚未完成，但随着江虨等人抵达长安之后，各项政令的颁行便如火如荼的展开。

    关中虽然旧为天府，但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动荡，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最基本的一点甚至就连各级郡县疆域、籍户等各种图籍都无一所存，而这些便是实施统治最基础的资料。

    秦末刘邦兵入咸阳，唯独萧何谨记这一点，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这才给了日后的楚汉争霸夯实一个深厚的基础。

    虽然此前桓宣行入长安时，也曾在这方面努力搜集过，但收效实在甚微，甚至于就连一些中朝的旧籍都多有遗失销毁，而早年无论是汉赵还是羯赵，在这方面的建设更是几近于无。

    所以想要在关中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可以说是要在一片白地中从头营建。行台之所以派遣李充担任京兆首长，就在于李充不独只是一个刑名之才，除了酷吏的一面之外，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上也有着非凡的造诣。

    当世虽然主调仍然混乱，天下多有称孤道寡，但若言及兴治于废土，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无论任何一个政权都远远比不上洛阳行台。

    而这些才能也非凭空得来，无论早年在淮南，还是之后于中原，直至于河洛创建行台霸府，李充等这一批人也可以说是从微时磨练，直至如今已经有了施政天下的阅历积累。

    江虨抵达此境，主要是为安抚人心。所以在到达长安之后，首先便是邀见三辅诸多乡户时流，这其中最顶尖的一批尚在洛阳行台未归，但剩下这些也都是关西之地的中坚力量。

    待到这些人齐聚于长安，江虨首先便传达了编撰《关中门第考》的意图，先彰显华族冠带荣光于此。

    这一举措，也获得了众多关中时流的拥戴，他们之中未必家家都是传承悠久、旧誉浓厚的世族人家，但分别心是人人都具有的。关中久来胡戎杂居过半，这些晋民人家也想通过这一件事将自身与胡夷区别开来。

    而且这是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典籍，政治意义不可忽略。就算这个门第考并没有太多的特权搭配，但只要各家门户能够得列其中，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族人人身安全，不会被列作清算的目标。若是行台朝令夕改，连这种施政执法的权威都没有，那就实在太可笑。

    所以对于这些久承祸乱的关中民户而言，门第考的编撰还并不能让他们第一时间联想到借此加入行台统治团体、成为特权阶级，而是一层保证人身安全的护身符。

    至于江虨主持这一桩事务，许多人在了解到其人家世之后，也都很快便接受下来。江虨在关中虽然无有盛誉，远远比不上王师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但其父江统在关中却享有着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江统那一篇《徙戎论》。《徙戎论》书成还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间，氐酋齐万年作乱关中之后，那时关中局势还未完全崩坏，但当中所蕴藏的隐患也已经端倪尽显，江统此策虽然痛陈利弊，但是可惜当时中朝诸王忙于权斗作乱，根本无暇搭理。

    《徙戎论》所言诸多，其中尤以关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祸虐害的过程中，不乏时人深痛如此安邦国策不能执行，以至于天府、黄泉混淆于一，因此对江统其人也多有追缅怀念。

    江虨得于贤父旧誉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为坚强后盾，常年专事此类事务，因此很快便在关中时流群体中营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对这些关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蔼可亲，令人信服。那么另一个李充则就实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李充同样也不客气，规模但凡超过百人，不问请愿内容为何，直接擒拿监押。

    这些乡士们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们不能集结聚拢成势，单纯靠乡民们自发的组织，即便有些骚乱，但也不足糜烂成为大的动荡。

    而且酷烈执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动编户的制度实施。关中制度已成废墟，郡县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惯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尽快恢复秩序，则就必须要仰仗地方乡户的配合。

    这也是为何胡虏久虐关中，关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存在就是胡虏统治手段的一种辅助和补充。通过对他们施加羁縻与剥削，效率要远胜于针对生民个体的掠夺。

    但是行台对于关中形势讨论已经良久，早已经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乡里宗族这样的基本行政和人伦单位，既然短期内不能整合起来，那么就区别于此创立一套新的制度，而这一套制度核心名为“乡社”。

    将乡民编户，集结成社，百丁为一社，三社为一乡。一丁便是一个独立的纳税和服役单位，就是一户人家。换言之，一社为百户，一乡则为三百户。

    搭配乡社制度的还有囤储制度，五尺为一垛，五十丈为一仓，百五十丈为一库。一垛对应一丁，生民劳作产出存储于垛，垛半归仓，仓半归库。

    这既是乡民生产组织，也是赋税收缴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无论仓垛都是可以眼见的具体容量单位，能够最快速的将概念建立起来。

    这些制度的颁行，首先要建立在对人身的绝对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军队也早已经将基础铺垫起来，那就是长安周边多达几十万的难民。

    因为法令简便且易于操作，所以单凭李充带来关中的几百名吏员，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于长安周边整编出多达七百余社的乡民，这就意味着增加了七万多户的在籍生民。即便是最基本的户众为三，也意味着多达二十余万的民众被纳入统序制度中来。

    与此同时，长安周边杜陵、灞上等各地仓垛俱都拔地而起。有了确实可见的存储单位的建筑，生民最核心的目标便是填满这些仓垛，而不再是追求那些飘渺不可见的所谓权宜。

    乡社这样的基本行政单位确立起来之后，各种配套的生产、徭役等各种政令便都有了立足的基础。乡社各以干支为编号，粗分阴阳，**隔望日服役，朔日而止，阳户隔朔服役，望日而止。

    一个望朔周期便是三十天，换言之就是六十天为一个周期，每隔四十五天，乡户便要承担十五天的徭役。

    这样的赋税和徭役强度不可谓之轻松，毕竟关中久来残破，想要重新恢复元气，单纯仰仗轻徭薄赋、与民无争则实在遥遥无期。更何况目下的关中周边兵患不可谓之轻松，仍然需要频频征战，扫灭四方之敌。

    但其中一个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简便、易于操作，而且杜绝了征索掠夺无度。再坏的制度都比没有制度要强，只要这个制度能够快速确立其权威，指导生民的生产和生活，就能让世道快速安定下来。

    人心思定，哪怕后世民智普开，一座房子能够给人带来的稳定指数仍是无可比拟的，甚至有人甘于为之背负一生都偿还不尽的债务。

    更何况行台这一套制度得以立足，首先要提供基本的人身保障、财产保障、基本生产资料的分配等等。而且其中还有一桩最大的福利，那就是入社之民不必承担兵役。

    关中虽然民风悍勇，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戎旅的经验，让普通的民夫负责作战的任务，以行台目下和未来所需要面对的征伐作战任务，这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屠杀。所以在兵役方面，行台是需要更多的精于搏杀的职业军人，而非再去消耗本来就已经非常匮乏的生产人口。

    职业军队的维持并不轻松，所以也就需要更加庞大的生产力基数。基本的生产制度和规模建立起来之后，再通过选募丁勇构建起军队的梯队补充。

    社民籍田，赋税缴半。若能募勇入为军户，籍田便可转为业田，缴税三成，同时还搭配各种军功免税的政令。通过这种阶梯差别，可以刺激起整个社会的尚武精神，再也不复沦为胡虏鱼肉的凌辱对象。

    关中各种制度政令快速创建起来，也让桓宣得以抽出更多的精力，开始创建军府。

    其中郿城便被选作攻略陇上的大基地，先以庾曼之入驻五千人马并搭配一万役卒经营创建，而沈云则以奋武搭配扬武军精锐，于九月发兵西进陇道，讨伐陇上一众杂胡部落并诸多军头。